我买了一套西装，却没穿它参加过学术活动

§ 这个实验室，你能不来还是别来

在上一篇故事里，我写了 M 在法国实验室里孤立无援进展焦灼的故事，好在她身处一个联合项目中，搬到荷兰后受到了那边导师和同事的友善对待，不仅成功完成了研究，人也变得更自信大方。在科研生涯早期，多一份选择有时候意味着峰回路转。

但是 J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J 是法国研究所里的中国同胞，在我从德国的实验室搬去法国之前，联系上他咨询了一些签证办理和学校注册的手续问题。J 在邮件里说：“哎呀，欢迎欢迎！”

等到我中途去学校办事，我们一起吃过饭熟络了以后，J 说：“这个实验室的氛围一言难尽，你能不来还是别来。不过你的导师人还不错，可能你能过得稍微好些。”当时我才硕士毕业不久，在博士项目所在的第一个实验室里也做得很顺利。我既天真又自信，实验室氛围重要吗？我又不是去搞关系的，能做好实验不就行了。

J 说了一些他课题进展的困难以及导师缺位的现状。我觉得他好像挺苦恼的，说到生气时总是先双眼义愤地射出光，又很快恢复一种消极的神色“嘿嘿”两声：“算了，我现在都不生气了，只想快点把这个项目做完。其实，要不要这个学位我都不在意了。”

彼时我作为新鲜人还带有对研究生院的理想主义滤镜，忍不住猜想 J 的情况是个案吧，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水平差或者性格不好。事实上，任何不曾身临其境的人，都不能领会在研究生院里某些处境下的痛苦。社会人更会觉得这些人学傻了钻了牛角尖，一旦谈起，也会颇老练地说着“哎，想开些”然后很快把话题转向别处。

§ 我对你的研究不感兴趣

等我正式入驻法国实验室，工位就在J的旁边。J 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总是忙得不见身影，来得早回得晚。但是J说他最大的苦恼是导师对他做的东西不闻不问。

“这个结果怎么样？” “都行。”

“接下来既可以做A也可以做B，哪一个方案更合适呢？” “随便你。”

J 经常要追着导师讨论问题，但是导师能不回应就不回应。J 渐渐就变成了自己独自一人埋头科研，就连文章也是自己写了追着导师改。

“可能也是我自己有时候做得不够好，不够考虑导师的面子。”闲聊时 J 也对我这样提过。

J 其实身处跟 M 一样的跨国项目，不过是在德国和法国之间。他出国前受到了非常扎实的神经科学训练，想着跨领域合作的课题既有意思，还可以拓宽自己的训练，加上两边的导师也都挺厉害，应该比较靠谱。结果一年变两年，两年变三年，他在法国做的项目越铺越长，看起来跟原来的合作方向越来越远，而且这边的导师也对他什么时候能搬去德国不置可否。

“我做到第二年的时候就非常难受了，因为导师给的课题很无聊，跟计划的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个机器人。”J 说，“我就去找他说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想做些真正有意思的课题。之后他就更不管我了。也许我那么说伤了他的面子。”

“那你怎么没有搬去德国呢？”

“我做的东西跟德国的合作计划对不上，如果搬过去要重新开始的话，那在这里花的工夫不就都白费了。” J 再说起这件事时已经是第三年末，如同错失所爱，“其实我第二年的时候就去拜访过德国的实验室了，他们人都很好，我很喜欢他们。不过这边的导师从来不提我搬过去的计划。毕竟我留在这里就是帮他干活。”

“另外，有时候我发现有意思的结果，他却也一点都不感兴趣。”

§ 你应该快点答辩毕业

J 是地下河组织的重点关怀对象。大家都知道他很聪明又很勤奋，而且还不受导师待见，就总是在他星期五下午还埋头激情工作时打断他。“机器人，走了，去喝一杯。工作是干不完的。”

“Jeez! 我来了有半年了才算跟他说上话。”大胡子博后说，“他现在说话都多一些了，我刚来的时候觉得他整个人非常抑郁。” 我们在暮色中喝点啤酒，感受到一点团体的治愈。有时候J还会很幽默地开大家的玩笑，笑得自己眼睛都没了。

我去的时候 J 就已经进入第三年了，他的导师不仅对他是否搬去另一个国家不置可否，也从不提他能否毕业。合同结束后，他领着政府的失业金还在实验室里早出晚归“肝”实验。反而是另一个地下河成员，经常在休息时间来到我们办公室，对着他苦口婆心：“不要再做实验了，做不完的，快点把论文写完交上去。领好各种表格逼你的导师帮你安排答辩。”

我前后听了大概几个月。“实验是做不完的，快点毕业去别的地方追求你的梦想。”

§ 我们来谈谈你的未来

J 终于穿着一身挺拔的西装，顺利答辩毕业了。

“刚才答辩完，有一个外部评审说我做的东西很有启发性，问我接下来是什么计划，会不会接着深挖一些。”答辩结束后我们几个人帮他庆祝，J 喝着酒感叹道，“我觉得有点尴尬，毕竟我的导师从来没正面肯定过这个项目。我不知道他当时听见了会不会尴尬。”

“别管那么多了，这身西装很不错！”大胡子说。

“哎，中国带来的。来法国之前我想着欧洲比较注重仪式感，万一参加学术活动要穿呢。”J不好意思地摸着西装领子笑了起来，眼睛又消失在一条缝后面。“没想到我没参加过什么活动。连大组内的报告都没让我做过。”

我们都善意地大笑起来。

“其实，导师还是让我去开过一次法国国内的会议，因为研究生院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有过一次会议报告。但是他让我买会议开幕当天的航班，可以省一晚住宿，真的服了。整个研究所的人都是头一天去的。”

答辩完的第二天，J 的导师来到了他的桌子旁边温和地说：“现在你答辩完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未来的事了。”

听起来是终于良心发现了。

“比如，把你的样本都清理出来扔掉。”

“扔掉?文章还在返修，还要用啊？”

“我们会想办法的，没事。”

J 又待了几天就离开了实验室，但是他应该说服了他的导师。后来我看到标本室还保留着一大箱子他的样本，每一张脑片都整整齐齐像军队一样排列在载玻片上。

§ 后记

J 离开之后，在美国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博后职位。他毕业后发过一条朋友圈，大意是：这几年有过很多心酸和怨怼，离开这个环境后，感觉体内的毒素慢慢排尽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喜欢科学也想继续探索的。

我很希望 J 能找到让他开心做科研的地方，如同为我自己所作的希望。

不过，当有人委婉向你预警这个实验室能不来就别来时，千万别存侥幸心理。并不是所有的导师都是压榨学生的恶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力结构里克制自己。导师的任何话语和情绪反应，都可能在学生辗转不能眠的夜晚里被反复播放。

本文是“那些研究生院的故事”系列的第二篇，也在微信公众号“汉莎路第九号”上同步更新。上一篇文章发出以后，还是有不少小可爱在后台给我留言。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这些小故事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支持。如果你正身处困境，你也并不孤单。我们不仅欢迎留言也欢迎投稿。祝你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