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a
Hana

香港某某某大學學生。

莊嚴的鞭打與即興的凌虐:家暴的“現代化”

在我看來,從“莊嚴的鞭打”到“即興的凌虐”便是所謂家暴的“現代化”。丈夫對妻子、父母對子女的暴力由一種有規律和章程(家法或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的儀式性行為變成了一種即興的、不可預測的災難。我們用了幾代人的時間把鞭打變得不再莊嚴,可是我們要用多久才能消除這種更為可怕的即興的凌虐呢?


2021年讀的第二本書是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的《你以為你是誰》。初讀時的感覺就像大三讀《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時一樣,大多時候都在懵懵懂懂地試圖從那大量冗餘的信息中摸索出主線劇情。沒錯,這聽起來並不是什麼令人享受的閱讀體驗,支撐我如饑似渴地繼續讀下去的是那一個個在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瞬間——書中人便是我,所以我對她的故事無比好奇。我手中捧著的不再是一本書,而是一面能讓我窺見自己未來的扭曲剪影的哈哈鏡。直到重讀第二遍時,我才漸入佳境,慢慢理解了門羅在慷慨地灑向無關路人和環境描寫的筆墨中為我刻下的秘密暗號。於是單單這本書的第一章就已經讓我思緒萬千,不得不認真地為其寫一篇獨立的讀後感。

你以為你是誰?

這一章的題目叫做“莊嚴的鞭打”,不過如果放在一個社會學家眼中,這章的主題應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吧。那些看似與主線故事無關的冗餘部分中,門羅用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主角露絲和她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如何在身兼的多重角色間嫻熟或生澀地切來換去。比如露絲的父親,一個木工,會在刨木頭時念念有詞地嘟囔一些莫名其妙的詞彙“通心粉、辣味香腸、波提切利、豆子——”。那個自言自語的人是她的父親嗎?是的,但不是作為露絲的父親的那個父親,而是露絲父親的backstage(幕後)狀態,那時的那個父親並未在扮演什麼人的丈夫、什麼人的朋友、或什麼人的鄰居,而是在獨處中休整。那時的他獨屬於他自己。

“莊嚴的鞭打”這章的主線是一次家庭暴力。露絲與繼母爭吵,繼母把露絲的父親叫來做仲裁,露絲的父親拿皮鞭抽了露絲,繼母為露絲求情並讓她趕快回房,然後繼母為她端去藥膏和食物表示安撫,露絲吃掉了食物,晚上一家人心照不宣地繼續正常的生活。

這次鞭打的“莊嚴”之處在於它的表演性:

最初爭吵的起因是繼母聽到了露絲教弟弟講的“骯髒東西”:“兩個溫哥華,炸在鼻涕裡;兩隻腌屁眼,綁成一個結。”且不說發明這“骯髒東西”並講給同學們的人是在表演一個幽默的機靈鬼還是一個霸氣的社會人,也不論露絲教弟弟這句話時是否在表演一個成熟的懂很多的姐姐,繼母表達對這句話的不滿時,一定是在表演一個保守而負責的母親。

不願接受繼母規訓的露絲於是表演起了叛逆的少女。

權威被忤逆的繼母便接棒表演起了被露絲的話傷透心的不被尊重的可憐母親,並去找露絲的父親給自己撐腰。

本沉浸在“幕後狀態”嘟囔著一串無意義單詞的露絲父親這時被趕鴨子上架,腦中空白了一會兒終於漸漸進入角色表演起了一個嚴厲的父親。他開始抽打露絲,但並不是歇斯底里地猛打,而是表演性地,恰到好處地,“莊嚴”地鞭打。

露絲此時進入被打者的狀態,開始滿屋逃竄,大呼求饒,痛哭失聲。

繼母見狀進入和稀泥的調停者狀態,一邊護露絲回房,一邊責備露絲父親打得太重。她又接著扮演起歉疚自己把事情鬧大了的人的角色,給露絲送去藥和食物。

露絲本想扮演一個誓死不從的烈士,但終究耐不住誘惑吃光了繼母送上來的食物。隨著把食物送進嘴中、咀嚼、吞嚥這一系列動作,她成為“烈士”的資本沒有了。於是一家人的關係又恢復到一種均勢狀態。

一次“莊嚴的鞭打”就這樣完成了。這讓我想起了春秋時期的戰爭,禮貌地下戰書,雙方人馬在約定的時間地點集合,排兵佈陣,等各自做好準備後才正式開戰。打鬥本身也井然有序,戰車衝鋒,坐在車上的人互相打兩下兩車便錯開了,再掉頭衝鋒,再打上兩下,如此反復。這樣的戰爭的目的並不是將敵人趕盡殺絕,而是通過這個充滿象征性的力量展示的過程完成對權力的再分配和確認。“莊嚴的鞭打”這種家庭暴力也是如此,其目的並非互相傷害,鞭打者與被打者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說是合作者。他們通過這種儀式性的鞭打來對積累的家庭矛盾和相互怨恨按下清零鍵,並把家庭內部此消彼長日漸複雜的權力關係恢復出廠設置——懲戒叛逆的孩子、安撫怨憤的繼母、重申父親的權威。

“莊嚴的鞭打”所代表的自然是一種非常父權式的、充滿不平等的落後的家庭觀念,我並無為其辯護的意思。但當一些人用舊時代家庭暴力的普遍與頻繁來論證如今時代的進步,並將當代女性和未成年人遭遇的頻率較低的家庭暴力輕描淡寫時,我覺得有必要區分我們如今常常見到的家暴事件與門羅筆下這種“莊嚴的鞭打”。

我們現在講男女平等,夫妻要互相尊重;講家庭民主,父母不可以過度干涉子女的自由。在社會層面上,我們否定了丈夫打妻子或父母打子女的合法性,但卻沒有消除男女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力量的不均衡,也就沒有消除家庭暴力的可能性。於是很多時候,家庭暴力由“莊嚴的鞭打”變成了“即興的凌虐”,由施暴者和被打者合作完成的儀式性表演變成了施暴者單方面發起的恐怖襲擊。

在“莊嚴的鞭打”中,被打者是掌握著一些確定性的——她知道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鞭打會發生,她確定對方會力道適度,她明白對方的目的是懲戒而非毀滅。可在“即興的凌虐”中,被打者什麼都不知道。因為家庭暴力不再具有社會認可的合法性,所以它不再被當成一種恢復家庭關係的功能性儀式,也不再有大家心照不宣的“家暴規範”。而暴力一旦發生,它不再會被當成家庭關係的一部分被記住、總結規律,而是會被當成一次“意外”,被一句“再也不會了”輕鬆帶過,實則卻給受害者留下比“莊嚴的鞭打”嚴重得多的持久的恐懼與不安。受害者不知道什麼情況下凌虐會再次發生,不知道對方是否會掌握力度,不明白對方是想懲戒自己還是同歸於盡。

在我看來,從“莊嚴的鞭打”到“即興的凌虐”便是所謂家暴的“現代化”。丈夫對妻子、父母對子女的暴力由一種有規律和章程(家法或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的儀式性行為變成了一種即興的、不可預測的災難。我們用了幾代人的時間把鞭打變得不再莊嚴,可是我們要用多久才能消除這種更為可怕的即興的凌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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