芫英

法律从业者,政治学的爱好者。

读村上春树 《忆父亲》

村上春树回忆父亲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被翻译,短文末尾,春树写道,我们是世界上最寻常 、最普通不过的一对父子,很多偶然发生,使我们在人间得有一段夙缘。可是回望生命中的一次次偶然,人总以为这些事是必然会发生的。读英文翻译的日文,更陌生的是日本地名的音译,但两国人有共同经历的历史,这是我熟悉的;更最重要共同之处,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尽管带着一些日本调,仍然是我所熟悉的“亚洲”方式:不管是否出于官方审查还是自我审查的原因,我们是一群不肯直接地表达内心深处真正触动的人,那些看似无关的花草鸟兽,才能寄托着人的情感,传达着我们不肯对人直说的情愫。

春树是1949年出生的;他的父亲于2008年、在九十高龄的时候去世。他回忆说,两代人之间渐行渐远,末后二十年来,他跟父亲的交谈只限于很必要的几句话,如果他肯早些缓和父子关系的话,也许能够的做到的,只是他没有放更多关注到这件事上。

在他与父亲相处的18年中,总有过欢乐以及不那么欢乐的时候。但还留在他记忆里的,却和那些欢乐或者不欢乐全然无关。他讲,记忆里无头无尾的印象,是父亲用自行车带着他往两公里外海滩去丢弃一只猫,但等他们回家,却发现这只猫已经先他们到家,用喵呜声欢迎他们了,春树说,记得父亲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有些敬佩,最后是释然。然而,这猫何以先回家,是春树记忆里的迷。

春树的祖父是一间大寺庙的住持,他有六个儿子,都受过系统的佛学教育。他祖父因火车事故逝去,大儿子不得已从税务官的职位辞职,继承了住持职位。春树的父亲,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生于1919年,这个年龄决定了他不得不参与后面的日本战争。春树的父亲幼年时候曾经被寄养到其他家族,等待收养。可能这段被父母“遗弃”的经历,是他心中的隐痛。上述那段丢猫经历,虽然不知道是否触发了他父亲的身世感念,但老年的春树是念念难忘的。

春树说,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父亲每天早晨必在一座小佛龛前诵经,这是他不能被打搅的时刻,他曾问过父亲,为谁诵经。父亲说,为死去的日本战友,也为他们的敌人,死去的中国人。跟许多童年印象一样,他不记得为什么父亲讲起一个中国军人被砍头的故事, 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要讲这事,也没有讲是不是自己因为是新兵所以被迫做行刑人,他说,他父亲很敬佩这个人知道自己要死去,但只是闭着眼睛,很平静,而没有恐惧。 可惜,他不曾细问父亲的从军经历,父亲也不曾多讲。他只曝露了这一个伤口,让战争创伤被唯一的孩子继承,也许因为这段个人历史,也是不该被忘却的民族记忆吧。

春树讲他查对兵役纪录,他父亲有过三次兵役。第一次被征召,本来他有机会避免。可是由于他父亲忘记备案他已进入佛学院的事情,结果使自己在校期间被征召入伍, 加入16战区第16运输师,1938年,也就是南京屠杀的第二年,从上海登陆中国,担任运输警戒任务。也可能是由于他的入伍出自程序有误,一般人都需要服现役两年才能退役的,他父亲只服了一年役。第二次兵役,在佛学院毕业后,他父亲被征召加入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部队,第16战区第20步兵师,这支部队后来与第53战区混编。而53战区的部队,则在二战末的两年内,于缅甸地区的几次大战中伤亡殆尽,而他父亲却只在1941年底服役三个月,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天被退役,回到平民生活。春树说,如果再晚几天,等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恐怕他父亲的命运多半会是战死缅甸,那么也就不会有春树这个人存在了。到底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他父亲的好运,已经很难得知了,因为他查阅文件登记,发现他父亲并没有在这一年被东京帝国大学录取,他的大学注册时间是1944年秋,所以不太可能是因为被大学录取而退役。他父亲第三次被征召,则是在1945年6月12日,驻地日本,两个月后,战争结束了。那些湮灭在历史中的“好运”和因缘际会,使得他父亲可以在周遭随时有很多人死去的大战时期,生活在相对的平静中,完成了他喜欢的学业,娶妻生子,战后教书育人。但这不等于说,战伤的记忆不在。日本平民都经历了家和店铺被烧,躲轰炸和大火的经历,春树的母亲,也没有例外。

春树写他小时候,家里总有猫,另一只可爱灵透的小白猫,有一天突然在他面前,表演式的窜上了高高的松树,却停留在树叶掩盖中,只闻猫求救的叫声,却不见它敢下来,他问父亲有没有解救小猫的办法,父亲说,树太高了,梯子够不到,小白猫结局如何,也迷失在他的记忆里了。

我的再解释是,春树想说,人的很多事也犹如小猫登高吧,上树也许未必如人想象的那么难,但从笔直的高树上俯视地面,回来的难度可能更大。衰老犹如从陡高处下来,死亡犹如从陡高处下来,分离犹如从陡高处下来。我等到底如何对待人生暮年,怕是永远的难题。

如果我可以继续推演,我想,这里也有春树对战争的反思,不要炫耀武力,轻启战端,上树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难的,是如何下来。

我有美国朋友的叔祖,曾经是硫磺岛美军护旗画面的摄影记者,他在日本核爆之后,作为随军记者,在日本拍摄了当时的场景。朋友说,他的叔祖父再也没有从那次经历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在进进出出精神病院中过完了剩下的生命。细节他不肯多讲,或者是他的祖父母和父母,也不肯传給他更多的战争记忆、历史创伤。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战后和平下来的经历,也有我们看不见、不记得的艰难。据说从1870年后,美国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不将殖民地的经济总量计入母国的话),迄今已经150年,我看见他们至少有一批学者、政治从业者,把“如何不再是第一”,挂在心头口上的。我也知道美国战后有科学家和和平主义者,激烈反对再对人类使用核弹。天朝阅兵,美国媒体调侃说,羡煞川普了,他一直想检阅这样的豪华阵列而没有人力和财力支持。是,我看见了,天朝的新领袖又登上了一个新高点。我还看见汉语系统的学者们,在转发文字,跟风赞扬研究核弹的“功勋”。

可我没有见有谁警示登高难返。天朝以它的人口数量,在本世纪中,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也许是应该做到的事。我担心的不是天朝能不能成为这样的大国,我但愿它能成为经济的总量大国和人均大国。毕竟消费经济的时代,兴,百姓有水涨船高的机会;亡,则最脆弱的阶层最先受到冲击、最少受到保护。

我更希望,看见汉语届有众多人可以发声,对登高的后果有所戒惧,对核弹的后果有所戒惧,对先进兵器和民族主义合流的后果有所戒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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