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村上春树 《忆父亲》

村上春树回忆父亲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被翻译，短文末尾，春树写道，我们是世界上最寻常 、最普通不过的一对父子，很多偶然发生，使我们在人间得有一段夙缘。可是回望生命中的一次次偶然，人总以为这些事是必然会发生的。读英文翻译的日文，更陌生的是日本地名的音译，但两国人有共同经历的历史，这是我熟悉的；更最重要共同之处，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尽管带着一些日本调，仍然是我所熟悉的“亚洲”方式：不管是否出于官方审查还是自我审查的原因，我们是一群不肯直接地表达内心深处真正触动的人，那些看似无关的花草鸟兽，才能寄托着人的情感，传达着我们不肯对人直说的情愫。

春树是1949年出生的；他的父亲于2008年、在九十高龄的时候去世。他回忆说，两代人之间渐行渐远，末后二十年来，他跟父亲的交谈只限于很必要的几句话，如果他肯早些缓和父子关系的话，也许能够的做到的，只是他没有放更多关注到这件事上。

在他与父亲相处的18年中，总有过欢乐以及不那么欢乐的时候。但还留在他记忆里的，却和那些欢乐或者不欢乐全然无关。他讲，记忆里无头无尾的印象，是父亲用自行车带着他往两公里外海滩去丢弃一只猫，但等他们回家，却发现这只猫已经先他们到家，用喵呜声欢迎他们了，春树说，记得父亲的表情，先是惊讶，然后有些敬佩，最后是释然。然而，这猫何以先回家，是春树记忆里的迷。

春树的祖父是一间大寺庙的住持，他有六个儿子，都受过系统的佛学教育。他祖父因火车事故逝去，大儿子不得已从税务官的职位辞职，继承了住持职位。春树的父亲，是祖父的第二个儿子，生于1919年，这个年龄决定了他不得不参与后面的日本战争。春树的父亲幼年时候曾经被寄养到其他家族，等待收养。可能这段被父母“遗弃”的经历，是他心中的隐痛。上述那段丢猫经历，虽然不知道是否触发了他父亲的身世感念，但老年的春树是念念难忘的。

春树说，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父亲每天早晨必在一座小佛龛前诵经，这是他不能被打搅的时刻，他曾问过父亲，为谁诵经。父亲说，为死去的日本战友，也为他们的敌人，死去的中国人。跟许多童年印象一样，他不记得为什么父亲讲起一个中国军人被砍头的故事， 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要讲这事，也没有讲是不是自己因为是新兵所以被迫做行刑人，他说，他父亲很敬佩这个人知道自己要死去，但只是闭着眼睛，很平静，而没有恐惧。 可惜，他不曾细问父亲的从军经历，父亲也不曾多讲。他只曝露了这一个伤口，让战争创伤被唯一的孩子继承，也许因为这段个人历史，也是不该被忘却的民族记忆吧。

春树讲他查对兵役纪录，他父亲有过三次兵役。第一次被征召，本来他有机会避免。可是由于他父亲忘记备案他已进入佛学院的事情，结果使自己在校期间被征召入伍， 加入16战区第16运输师，1938年，也就是南京屠杀的第二年，从上海登陆中国，担任运输警戒任务。也可能是由于他的入伍出自程序有误，一般人都需要服现役两年才能退役的，他父亲只服了一年役。第二次兵役，在佛学院毕业后，他父亲被征召加入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部队，第16战区第20步兵师，这支部队后来与第53战区混编。而53战区的部队，则在二战末的两年内，于缅甸地区的几次大战中伤亡殆尽，而他父亲却只在1941年底服役三个月，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天被退役，回到平民生活。春树说，如果再晚几天，等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恐怕他父亲的命运多半会是战死缅甸，那么也就不会有春树这个人存在了。到底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他父亲的好运，已经很难得知了，因为他查阅文件登记，发现他父亲并没有在这一年被东京帝国大学录取，他的大学注册时间是1944年秋，所以不太可能是因为被大学录取而退役。他父亲第三次被征召，则是在1945年6月12日，驻地日本，两个月后，战争结束了。那些湮灭在历史中的“好运”和因缘际会，使得他父亲可以在周遭随时有很多人死去的大战时期，生活在相对的平静中，完成了他喜欢的学业，娶妻生子，战后教书育人。但这不等于说，战伤的记忆不在。日本平民都经历了家和店铺被烧，躲轰炸和大火的经历，春树的母亲，也没有例外。

春树写他小时候，家里总有猫，另一只可爱灵透的小白猫，有一天突然在他面前，表演式的窜上了高高的松树，却停留在树叶掩盖中，只闻猫求救的叫声，却不见它敢下来，他问父亲有没有解救小猫的办法，父亲说，树太高了，梯子够不到，小白猫结局如何，也迷失在他的记忆里了。

我的再解释是，春树想说，人的很多事也犹如小猫登高吧，上树也许未必如人想象的那么难，但从笔直的高树上俯视地面，回来的难度可能更大。衰老犹如从陡高处下来，死亡犹如从陡高处下来，分离犹如从陡高处下来。我等到底如何对待人生暮年，怕是永远的难题。

如果我可以继续推演，我想，这里也有春树对战争的反思，不要炫耀武力，轻启战端，上树没有想象的那么难。难的，是如何下来。

我有美国朋友的叔祖，曾经是硫磺岛美军护旗画面的摄影记者，他在日本核爆之后，作为随军记者，在日本拍摄了当时的场景。朋友说，他的叔祖父再也没有从那次经历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在进进出出精神病院中过完了剩下的生命。细节他不肯多讲，或者是他的祖父母和父母，也不肯传給他更多的战争记忆、历史创伤。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战后和平下来的经历，也有我们看不见、不记得的艰难。据说从1870年后，美国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不将殖民地的经济总量计入母国的话），迄今已经150年，我看见他们至少有一批学者、政治从业者，把“如何不再是第一”，挂在心头口上的。我也知道美国战后有科学家和和平主义者，激烈反对再对人类使用核弹。天朝阅兵，美国媒体调侃说，羡煞川普了，他一直想检阅这样的豪华阵列而没有人力和财力支持。是，我看见了，天朝的新领袖又登上了一个新高点。我还看见汉语系统的学者们，在转发文字，跟风赞扬研究核弹的“功勋”。

可我没有见有谁警示登高难返。天朝以它的人口数量，在本世纪中，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也许是应该做到的事。我担心的不是天朝能不能成为这样的大国，我但愿它能成为经济的总量大国和人均大国。毕竟消费经济的时代，兴，百姓有水涨船高的机会；亡，则最脆弱的阶层最先受到冲击、最少受到保护。

我更希望，看见汉语届有众多人可以发声，对登高的后果有所戒惧，对核弹的后果有所戒惧，对先进兵器和民族主义合流的后果有所戒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