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常知
林常知

女权主义者,食品科学背景的社会学爱好者。

“理光头”的女性医护,消失的个体声音

在舆论的争锋站中,宣传口会拼命塑造女性英勇、无畏、无私的形象;自由派则争夺这一切的正当性,认为这是对个性人权的泯灭,这些形象本身就不该被宣传。

其实两边都有的问题是,既然讨论的是宣传层面的问题,都将“女战士”、“女护士”作为一个整体去讨论。而在他们的讨论中,这些人都只是“群体形象”,在宣传口中,女护士是统一的为国奉献的形象,而在自由派中,他们是被压迫的群体形象。

都没有看到个体的差异性,都没有看到个体的主动性。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些讨论中,当事人的声音是缺席的。你知道女战士自己在想什么吗?你知道女护士自己怎么觉得的吗?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很敬佩李小江和贺萧,她们早在90年代就开始对女战士、人民公社时期女性进行口述史采访。比如你看李小江的《让女人自己说话》,这个观点就非常明确,不要听宣传怎么说,不要听别人怎么说,让女人自己说。

看贺萧的《记忆的性别》,她对公社时期女性的口述记录也有非常多的复杂性。比如在当时,女性昼夜不停的纺织几乎成了常态,她们几乎不能休息才能补贴家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劳动和“出门工作”中有了话语权。

希望接下来也有人去做这些女医护的口述史,听听她们到底怎么想,怎么说。当然,这不是指宣传意义上对医护的采访。

“剃头”的事情因为视觉感太过强烈了,谁都受不了看着女生的头发哭着被剃光。对这种形式主义宣传、尤其是是对“强制所有人剃光头”的批评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赤裸裸的公权力对身体侵犯,宣传口又借着公权力的手,完成了对“英雄女性”即去性别化女性的塑造。

但是,如果讨论到当事人自己的感受,以及是否是“性别羞辱”、“视觉强奸”,我觉得这些词的本意还是个体感受,我觉得应该听到女性自己的声音。越是这种声音无法被表达出来,越应该想办法去听。

尤其是,我觉得当在使用“强制剃头相当于强奸”等“重词”来批判时,你需要考虑到当事人看到这样表达会有什么感受。她是觉得“就是这样”,还是觉得“是你们在侮辱我”。

尤其是在女医护剃头的这个事情中,“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很重要。对公权力批评和对个体多样性理解也并不矛盾。

在女医护被剃头的这件事情中,事实的部分是:

1.这是苦情宣传,把别人的悲伤、流泪放到镜头前歌颂,而无视个体悲伤后面的原因,将人推到“伟大”的之位;

2.是否一定要“集体”剃光头依然存疑,因为男性没有光头,因为疫区其她女医护没有光头;

3.光头女医护成为媒体报道中最常见的素材之一,而对女医护专业能力等报道则少见,这是报道通病。

所以,以上已知事实,都可以质疑、批评。但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已知事实都是社会层面、公众层面的,当批评时也应聚焦在公权力、公众层面,比如:

医院单位是否侵犯身体自主权;媒体的苦情报道是否有违监督的职责;媒体的题材报道是否刻板化女医护形象。

但从个体层面上说,这部分的事实是缺位的。搞苦情宣传的人没有去问个体的感受,而批评这种宣传的人也没有机会或者条件去问个体感受。

就因为个体的话语如此缺位,才需要有更多的声音出现。我看到的两个截图,一说自愿一说不自愿的,都是在补充这种话语。我觉得就是需要有这样的声音。

而在我未知她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不应该擅自认为她们是自愿的/不自愿的。也不应在此基础上去评价。

我担心会出现那种情况,可能真的有人是自愿的,而因为这些评价,她们同样无法实现身体的自主权——因为另一边可能认为,留着头发才是自主。

头发只是表现,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要确保她们有身体的自主权。如何确保,需要的是更多倾听,更多对话,更多声音。

这与质疑院方强制、质疑媒体宣传毫不矛盾。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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