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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学”下精神分裂的满洲健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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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网络上又有一个流行的词汇叫“入关学”,什么是入关学?简单来说就是将欧美西方国家比喻为大明王朝,将中国大陆比喻为建州女真族。当前的西方就像大明一样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面对中国等关外民族的时候有一种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导致无论中国怎么学习、讨好,都无法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即使像晚明一样腐朽,但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推翻它,西方仍然可以从中获利。而关外民族如果不入关取得文明中心的地位,就永远只能在关外进行内卷化竞争,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只能选择入关。那么怎么入关,什么又代表着入关呢?

按照知乎用户曹丰泽(现ID为寒冰射手曹草草)的说法,它不是一门理论和学问,而是一种情绪,没有人能拥有对入关学的最终解释权,“入关学的本质就是不辩……入关学不是一门学问,不是一通理论。它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愤怒。它是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你讲不出道理来,但你听得出旋律里的情绪。它不是理性的,它是感性的。没有人拥有对入关学的最终解释权,将来也不会有。不是不该有,而是做不到,任何人,包括嵩县本人,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没人能定义得了情绪。只表达,不辩经。没有什么’真理越辩越明’,只有’情绪越传越广’。”另一位“入关学”的拥护者卢诗翰试图对其进行具体化的解释,即产能输出,全面出海等举措【1】。

01

什么是“入关学”?

入关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内卷化”。这一词汇的最早出现是在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的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用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不能提高单位人均产值。

入关学的支持者则将这一概念用于当代中国。卢诗翰强调在商业领域中国内商家普遍的价格战,他指出,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商家为了争夺市场而过度竞争,最后大家都没钱赚,这便是现在内卷化的一个典型体现。然而这种牵强附会的类比根本不考虑市场狭小的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市场狭小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否则入关后迟早同样面临市场狭小的情况。很多人大概都听过大萧条时美国煤矿工人的失业笑话:一个矿工失业在家,冬天很冷,他女儿问他:“爸爸,天好冷,为什么不烧点煤?”他说:“爸爸失业了,没钱买煤”,女儿又问:“你为什么失业?”他说:“因为老板挖的煤太多,卖不出去。”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对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有广为人知的解释,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通俗一点说,作为消费者的人民群众的工资是有限的(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可能还在减少),而商家又不断扩大再生产,最后超过人民群众消费能力的部分就是相对过剩产品。处理这部分产品的方式多种多样,直接销毁、降价、用于军事目的、开拓海外市场等都是常见的办法,但这些办法都治标不治本,只要还是资本主义,就总会出现下一次同样的危机。

02

入关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至于入关后到底是什么状况,现有的一些案例已经可以说明问题。华为作为国内科技含量最高的企业之一,是入关的急先锋,2016年营业收入5215.74亿元人民币,中国市场收入2365.12亿元,占比45.35%;海外市场占比54.65%【2】。然而,该公司对待劳动者的态度极其恶劣,先后用刑事手段对付10余名员工,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李洪元事件【3】。后来又发生了胡玲事件——华为2012实验室 HR 胡玲在华为心声论坛实名发帖,内容直指部分 HR 领导、华为部分 HR 政策导向及华为企业文化,并称:“奉劝各位兄弟,不要相信 HR,他们没有诚信。”——在好几年前,华为就发生过年轻的优秀工程师累死的案例,比如2006年的胡新宇事件,这充分显示了很多人引以为傲的先进企业是如何对待劳动者的。



可能有人会说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入关后自然会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来看看当年站在世界顶峰的日不落帝国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英国曾经是世界霸主,根据工业党自己提供的数据:在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球53%的铁、50%的煤,消费了全球一半的原料棉花,承担了全球1/5的商业,贸易量中包含世界2/5的制成品,拥有占全世界超过1/3吨位的商船【4】。当时的英国统治阶级也寄希望于对外扩张来解决本国的社会矛盾,塞西尔·罗德斯在1895年说,他在出席伦敦失业工人的集会听到等于是叫喊“面包!面包!面包!”的愤怒发言后,比以往更相信帝国主义政策能解决社会问题,他认为,“帝国,是一个关系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如果你想避免内战,你就要做一个帝国主义者。”【5】这在本质上和现在的入关口号如出一辙。

然而,虽然帝国主义者的想法很美妙,实际情况却并不如他们所愿。在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约有40%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查尔斯·布思,在80年末和90年代初对伦敦作了大规模调查后结论说,伦敦约有八分之一的人口在艰难和贫困线上挣扎,在该市的各大区域内几乎有八分之二的人口属于这一类。自由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在1903年评论说’约有30%的人口吃不饱,处于饥饿的边缘……生活在长期贫困的铁掌之中。’经济学家里欧·吉柴·马尼爵士在他于1905年出版的《富与贫》一书中曾说到:’多数人一贫如洗,少数人纸醉金迷’,这’从两端腐蚀我们的国民生活’,’在一端有1300万人陷于饥饿的边缘,并由于生活穷困和无人照顾,造就了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政府的调查报告里也显露出同样一幅图画,二十世纪初大家所熟知的‘血汗制度’证明工业主义最坏的恶果仍然存在于大城市的小街背巷中。”【6】根据1905年主流学界的出版物,在总数4300万人口中有不下3800万人(即高达88%)是在穷人之列。从1900到1908年,资本家的利润上升了12.5%,而工人阶级的货币工资仅上升了1%,如果把食物价格等生活费用的上升计算在内,从1900到1910年十年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10%。当时,每8个英国成年男工就有5个低于最低生活工资(每周30先令)【7】。

1914年的英国拥有335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近4亿,面积是英国本土的110倍,人口是本国人口的8倍。如果说一个小小的英国都不能靠成为世界霸主来让所有英国人发家致富,而只能供养少量的贵族,那么今天的中国由于人口数量的庞大而更加不可能。这充分说明了入关学以“住大豪斯”为诱惑的口号是多么虚伪。


我们也可以看看当前美国底层的生活处境。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写过一本著名的畅销书《我在底层的生活》,其中对美国底层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时薪低到6-8美元的情况下,芭芭拉和餐馆女招待们端盘子收桌子跑来跑去连续工作8个小时。为了让顾客们按时就餐,她们只能在人少的下午吃一份热狗面包,临下班之际会饿到快晕倒。晚上拖着灌铅的双腿,捏着今天的工资,芭芭拉问同事:你家在哪儿?同事说,我住胶囊旅馆。’你疯了吗!为什么住旅馆!你今天的工资只够付一天的房费!’女招待像看白痴一样地看向芭芭拉:‘呵呵,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另外一些人选择住在汽车里。芭芭拉看着体型虚胖的同事,忍不住告诫:‘你为什么总吃麦当劳?你应该学会给自己做一些营养均衡的食物。’‘哦,我住在车里,不能做饭,连加热都不行。’中产阶级鄙夷地看着又穷又胖还大吃垃圾食物的底层人民,认为这是他们懒惰愚蠢。谁不知道垃圾食品不健康?而真实的问题却是,他们没有厨房。芭芭拉掀开底层世界的布帘,让我们看到劳动者领着按天结付的薪水,没有健康保险。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兼职两份以上的工作。即使他们努力到了极致,也无法摆脱贫困。”【8】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入关后过着这样一种生活。


03

“入关学”之外的入关

可能又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制度与英国不同,政府会调节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不至于像英国一样产生激烈的矛盾。那么当前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毫无疑问,由于中国政府的全能主义性质,它在社会管理方面需要比代议制民主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社会改良。拿工资来说,根据全球工资报告,在2007-2017年期间,全球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不包括中国的话则降至1.3%,而同期中国的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0%【9】。精准扶贫等政策的实施对于解决最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实际困难也有诸多帮助。而且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已推动真正的入关战略,那就是“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并引导企业在多国投资了多个项目。截止到2019年第一季度底,中国在海外的资产(对外投资累计)为73817亿美元,较2018年末增长0.8%【10】。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入关事业发展迅速。

然而这和入关学倡导的入关后吃肉喝酒有关系吗?答案显然是没有。中国政府在入关的问题上有着极其实用主义的考虑,那就是社会的稳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总结推动“一带一路”的原因时说:“其一是经济原因,我们现在的产能是严重过剩状态。比如发电量,现在我们的总发电量是美国的3倍半,在去年(2016年)一年,在电力产能受到限制与调控的条件下,我们新增发电量相当于一个英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电量,也使得我们的电量处于严重过剩状态,现在也就水电产能利用还比较充足,火电的开工大约只是产能的一半。这也就意味着,十三五之后,国内大规模的、超大规模的电力建设,一定是要被限制的,那我们现有的200多万一流的电力工人,他们将往何处去呢?这还只是一个行业,实际上,我们现在大约有几十个行业都是这样的状态,涉及成千万上亿的工人——这样的优秀产能被闲置,是极大的浪费。”【11】直白一点说,推进“一带一路”就是为了保证国内的产业工人不失业,不造成社会危机,而不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


从政体上讲,中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体制,它的运行逻辑遵循着马克思对于波拿巴主义的经典叙述:“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有点作为,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贤明政治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12】

一方面,政府打压资产阶级自由派等力量,防止他们形成一股单独的政治势力威胁自己的统治,但又要保障他们的利润,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它又自诩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因此需要出台有关政策来维持社会稳定,包括《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以及启动全国总工会改革,要求各级工会去除“四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增强“三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而这些改良措施又会让资产阶级损失部分利润。同时,高级官僚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家族利益,又积累了大量财产。这些相互矛盾的情况使得很多政策的实施效果都大打折扣。

前面我们提到中国工资的增长,由于这只是相互矛盾的目的中的一种,因此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参考土逗公社对于工人工资状况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增长自1998年开始就一直快于人均实际GDP增长。而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增长则起伏变化很大,在大部分时候都低于人均实际GDP增长。考虑到国企改制后城镇单位就业岗位大为缩减,实际上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才能享受到不断上涨的工资。

资料来源:《与卢荻商榷:“中国工资”,真的还在快速增长吗?》http://jiliuwang.net/archives/80945


在工会改革方面也是一样。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调查,“两年多来,全总在去除’四化’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各级工会的组织体制、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有所改观。但是,在增强’三性’方面却没有什么起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仅仅是各级工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学习和考核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成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反映在工会的具体工作中就是,各级工会仍然游离于企业劳资关系之外,企业层面的工会组织仍然处于老板和管理层的控制之下,工人在企业工资分配中仍然没有话语权。也就是,工会改革以来全总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进展,无论是与中共最高层解决分配问题的期望,还是与企业工人的实际要求,均存在着巨大差异。”【13】

事实上,入关的效果在目前已经表现了出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GDP总量为18.34万亿元,已经超过了美国的17.52万亿元【14】,这样看来,中国并不能算是在关外。但是,中国人均GDP(PPP)在2018年为1.82万元,约等于日本的1990年、韩国的2000年【15】。入关学以“住大豪斯”、像发达国家的人一样生活为口号诱惑人们入关,而我们知道,日本早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有大量的“一户建”建筑了。当今的中国之所以有很多人住不上大豪斯,很明显不是因为没有入关,而是因为财富分配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顶层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16】在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曾经达到了0.491,此后虽然逐年下降,但在2016年仍然达到0.465,还是高于国际警戒线的 0.4【17】。由此可见,入关并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04

“入关学”的阶级基础

其实,“入关学”的理论也早已存在。王小东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中说:“工业化不可能局限于我们中国国内,我们一定会走出去。不仅仅我们的产品走出去,还要让我们的工业化走出去,让我们的高素质的人才走出去,让这个世界其他角落都实现工业化。我们有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来要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工作,给他们带来文明,带来体面的生活,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18】这是最早的“工业党”宣言,其内涵包括了海外扩张,和当今的“入关学”本质上是一致的,理论上还要更加深化和细致。   

那么,为什么“入关学”今天才流行起来,并且在理论上更加退步,甚至放弃了进行理论探讨?作为一个键盘政治亚文化圈的产物,“入关学”也体现了是当前中国社会背景下典型的焦虑心态。它的兴起反映了目前几乎所有键盘政治亚文化圈的共同状态,即情绪的发泄多于理性的探讨。由于中国的波拿巴主义政体,它不光不希望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出现,也不希望一切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但又要保障执政党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免过于脱离群众。因此,当局打压一切有政治倾向组织的活动,但又开放一定程度的舆论。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人对于政治的理解极具中国特色。韦乞对其有深刻总结:“大陆民众对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或者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能想不能做等等规矩有高度的敏感性;对实质性在场的政治强力具有极为敏感的识别能力;对于行动空间、言论空间与思想空间这三者的复杂关系具有高度细致的理解。”【19】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实践空间的缺乏,所以思想和言论也缺乏可实践性,成了一种情绪化的发泄。而这种情绪发泄在目前也并非完全无用,一旦形成了舆论热点也会得到政府的关注,反映的问题会在一定程度得到解决。

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社会还有一定的政治活动空间,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毛派都有一定的政治实践活动。但在政治活动空间越来越小的今天,各种键盘政治理论也越来越脱离实践,变成了纯粹的亚文化消遣。当然,在缺乏政治活动空间的专制制度下同样也可以有很多斗争,比如说当年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各种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今天的中国,各种维权行动也有很多,比如抗议强拆、罢工等行动。然而“入关学”的支持者们既在政治诉求上毫无作为,又在经济诉求上懦弱无能,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从政治行动上讲,自从“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就经历了一个广泛的去政治化的过程。普通民众开始逐渐变得对政治冷漠,很难被任何一种政治口号所打动、为政治理想付诸行动,而是只关心自己的现实利益(除了某些地区保持政治热情直到1989年)。在1989年之后,知识分子群体也同样经历了去政治化的过程(虽然在文革之后就已经去革命化),甚至变得更加堕落,只剩下精致的利己主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普遍都信奉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有一定政治抱负的人则对于政治活动空间大小的嗅觉非常灵敏,只在当局划定的红线范围内活动,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旦政治空间发生变化,他们马上逃离原有的战场,又走到新的红线范围内活动。比如2012年之前很多自由派的目标是公民社会,现在的目标却是回到之前“九龙治水”的局面;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部分毛派也是这样,他们在2012年之前批判邓,之后又变成支持邓。不管这些人物表面上是什么政治立场,本质上他们都只是投机分子,没有任何愿意为之奋斗的政治理念,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动。原本就产生于亚文化圈的“入关学”更不用说,其支持者们根本没有任何政治行动的想法。

从经济行动上来说,由于当前的中国存在着大量经济斗争,不同阶级对于经济行动的态度完全不同。根据支持“入关学”的“关宁锦评论”的说法,“入关学”支持者们“有学习土木工程和经济的曹丰泽、有研究语言和语音学的 TairanoKaeru、有研习中国古建筑的可达,还有科技行业从业者汉洋。多种多样的参与者正是入关活力的来源。”【20】很明显,这些支持者基本上都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中间阶层,他们的意识也能代表了部分中产阶级的想法。这个意义上来说,“入关学”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这一代中产阶级的诞生具有极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毛时代,官僚统治的畸形工人国家导致阶级划分并不明显,政治身份比真实的阶级身份更加重要。如果要进行大致的划分,那么当时的社会中间层是由基层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国企正式工人组成的。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国企改制后,国企工人大批下岗,事业单位也由于市场化运作而产生分化,原有的中间阶层发生了分化重组。与此同时,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大量发展,也产生了一批新的中间阶层。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和残存的工人国家劳动关系以及改良措施,这一代中产阶级得到的收益是巨大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增速一直高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但是这也说明,中国这一代中产阶级的产生完全是靠吃时代红利,靠政府的政策,而不是像西方中产阶级一样是通过工人斗争取得改良成果(虽然改良不止是这一个原因)。这种特殊的背景使得他们极度依赖利维坦但又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内心保守扭曲却又缺乏实现野心的能力。当自己成为时代的幸运儿的时候,他们对统治者极尽谄媚甚至到恶心的地步,非常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一点损失;而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后,他们垂头丧气,首先想到的是移民而不是维权。这种背景下,他们幻想通过入关而不是通过经济斗争来改善生活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为什么中产阶级现在才开始幻想入关?根据我们前面看到的工资情况可以看出,虽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增速一直高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但最近几年连续降低,经济减速的压力也传达到了这些人身上。但他们没有寻找出路的能力,只能表现出键盘政治的热情高于知识水平和行动力、恐慌和狂热的情绪大于理性、模糊感受到压力和时势又缺乏想象力和逻辑、用自大掩饰自卑、严重的厌女症,爱拿鸡毛当令箭等特点。“入关学”在现在的流行就是这一心态的典型产物。这种分裂、混乱和矛盾的心态就是他们在当前的精神危机。

05

出路:工人斗争和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社会最有活力以及战斗力的群体,产业工人(包括部分服务业工人)并没有被“入关学”或者之前的“工业党”所宣传的这样一套转移矛盾的理论所欺骗,而是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单就在2015年到2017年这三年间,可记录的工人集体行动就多达6695起,这还只是一部分【21】。工人集体行动涵盖了多个行业多个地区,斗争方式多种多样,诉求也各不相同,其中不乏高技术水平的行业或者政府机构内的行动。例如,2014年11月21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国税局大院内,有员工拉起横幅抗议津贴减少。2014年7月8日,在广东省深圳航空基地,50余名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飞行员举行了一次“快闪”活动,以此行动表达增加工资的诉求。而且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比如2018年4月到5月的全国塔吊司机大罢工,2019年3月到4月程序员的996·ICU活动(虽然这次更多的是舆论意义而不是直接行动)。这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仍然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来争取,而不是靠幻想入关来解决问题。


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同样也有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二国际成立前后,英国工人运动迎来高峰期:1888年,一个火柴厂的700名女工进行罢工并取得了胜利,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高潮。1889年3月31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全国工会”成立了,以争取8小时工作日为目标。随后,东伦敦的码头工人也开始爆发罢工,参加者有3万名码头工人和3万多其他工种的工人。一年之内,英国工会会员的数目就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889年的86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近200万人。恩格斯总结了这次运动的重要性:“趋向于新工会并且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粗野的,愚昧的,被工人贵族藐视的人。他们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头脑还是一片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可敬的’资产阶级偏见,这些偏见把地位比较优越的’旧工会主义者’的头脑弄得糊里糊涂。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新工会如何争取领导着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拖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走……人们现在参加运动的态度和过去也完全不同了,他们吸取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对社会的震动也比以前深刻,提出的要求也比较激进:如八小时工作制,建立一个包括一切组织在内的联盟和团结一致。”【22】

这些工人运动除了在当时取得了一些直接的经济成果和部分落实了八小时工作制(如首都南方煤气公司)外,最重要的成果是加强了工人组织(即使后来又经历了很多起伏)。工人的自我组织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在她的论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小册子中,很好地总结了群众自我组织的重要作用:“现代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一切自信都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所给予现代无产阶级的,正如武器给予封建贵族的,金钱给予资产阶级的,是抵抗的能力、骄傲和尊严。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是地球上最虚弱的生物;他在任何一次威胁面前战栗;对外人的依附感经常地侵蚀着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23】强大的英国工人组织于1900年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名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工党并逐渐进入英国政坛。这可以说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阶段性胜利,正如曼德尔所说:“胜利的阶级斗争可以把精神萎靡的、逆来顺受的和受尽蹂躏的人们变成富于挑战性、斗争性和充满自信的战士,敢于在任何企图侮辱和压迫他们的人面前挺起身躯。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人们强烈地体会到这一转变。”【24】从此,英国的资产阶级不敢轻易忽视工人阶级的诉求。

从财产、经济结构、社会地位和思想状况上看,中国目前的部分中产阶级类似于当年英国的工人贵族阶层。如果这些中产们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让自己焦虑的问题,那么他们应该向工人学习,具有勇敢的战斗精神并和底层无产者联合起来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自己的权益并得到更多的利益。

当然,仅仅是工人斗争还是不够的,前面我们提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仍然会存在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必然会让工人阶级的利益受损。要解决这一矛盾,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从而让生产为需求服务为不是为利润服务、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劳动而不是机械性的劳动。如果生产摆脱了利润的要求,那么根本不用盲目地扩大再生产造成巨量的过剩商品堆积(资产阶级整天为如何消灭这些商品而发愁),也不用整天加班加点精疲力尽损害身体健康。因为人们就算有再多的货币,也不可能无节制地消费,只能通过限制生产来解决过剩商品问题。生产一旦受到限制,无产阶级可以从残酷的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多的时间用于弹钢琴、绘画、制作花瓶、运动、登山、做爱、漫步于公园或森林、赏鸟、饲养动物、与友人聊天、教育儿童、赡养老人、看护患者、著书立说之类真正具有人性的活动。

在那样一个社会,无产阶级会是世界的主人,而曾经的剥削阶级及其仆从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就像拉法格所说:“在人民欢乐的节日里,共产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将不再像在资产阶级的节日——8月15日和7月14日——那样尽吃尘土,而是痛饮美酒,大嚼美味的火腿;与此同时,那些道德政治科学院院士,那些身穿长袍或短褂的形形色色的传教士……他们都将身披黄袍,手持蜡烛,在威尔士妇女的身旁,在摆满佳肴、水果、鲜花的餐桌旁,饿得两眼发黑;他们将在满满的酒桶旁口渴得嗓子直冒烟。一年四次,即每逢变换季节的时候,他们将同狗一起,被关在风磨坊里,被迫推十小时的磨。律师和法学家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在懒惰国里,为了打发一秒一秒地消耗我们生命的时间,将组织丰富多采的文娱演出……脚蹬高统皮靴、胸佩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的将军们,将穿街走巷,招摇过市,为的是拉拢一些好心肠的人。甘必大和卡桑尼亚克[贝尔纳•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1806-1880)是波拿巴主义者,热尔省的众议员。他的儿子保尔•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也是热尔省议员。]将站在大门口大吹大擂。卡桑尼亚克身穿笔挺的礼服,不停转动眼珠,捻着胡子,手中握着他父亲的手枪,唾沫四溅地恫吓整个世界。但是,一旦人们当着他的面拿出吕利埃[厄内斯特•沙尔•吕利埃(1838-1691)——1871年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曾企图同凡尔赛谈判,公社失败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在1868年曾要求同保尔•德•卡桑尼亚克决斗,但道到后者拒绝。]的画像时,他就恨不得钻入地缝……到那时候,古老的大地将会快乐得发颤,感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自己的身上诞生……”【25】


参考文献:

【1】《从定体问到高喊入关,入关学的前世今生》,https://zhuanlan.zhihu.com/p/120432699

【2】《华为、腾讯,阿里,哪个海外收入占比大?》,https://www.yinhang123.net/guojicaijing/1062454.html

【3】 《被华为送进去的前员工:除李洪元外 还有10人被逮捕》,https://money.163.com/19/1204/17/EVIMIVCV00259DLP.html

【4】 《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任冲昊等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P125

【5】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英】莫尔顿、台德著,三联书店 1962年版,P146

【6】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英】莫尔顿、台德著,三联书店 1962年版,P155

【7】 《英国工会运动简史》,【英】艾伦·胡特著,北京新华书店 1954年版,P37-38

【8】 《复制贫困:为何他们拼命工作,却仍然不能脱贫?》,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4070

【9】 《卢荻:“中国工资”,意义深远》,https://www.sohu.com/a/299649591_425345

【10】 《中国与美国的海外资产、各国在中美两国的资产、对外净资产对比》,https://www.sohu.com/a/324301932_100110525

【11】 《金灿荣:推进“一带一路”,中国急需这样的人才!》https://wenku.baidu.com/view/6aa346083a3567ec102de2bd960590c69fc3d86f.html

【12】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7.htm

【13】 《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15–2017)》,中国劳工通讯

【14】 《中国、美国历年GDP(购买力平价)数据比较》,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pp/chn-usa.html

【15】 《中国、日本、韩国历年人均GDP(购买力平价计)数据比较》,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er_capita_ppp/chn-jpn-kor.html

【16】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7】 数据来源:田雪原,“深化改革:目前中等收入主流群体形成的关键”,《全球化》,2017年第6期;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中国信息报》,2017年7月7日

【18】 《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1/02/204547.html

【19】《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逻辑》,https://theinitium.us11.list-manage.com/track/click?u=e2e6fb2ec009f71d18f3c2286&id=030ebfbccf&e=586ee9e6d4

【20】 《为何入关:在百年大变局之下,对中国人追求美好未来的思考》,https://mp.weixin.qq.com/s/3WJw_4DG6yNYNszMAAd1nQ?utm_source=wechat_session&utm_medium=social&utm_oi=554786611997618176

【21】 《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15–2017)》,中国劳工通讯

【22】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英】莫尔顿、台德著,三联书店1962年版,P199-205

【23】 Henriette Roland-Holst, Algemeene Werkstaking en Sociaaldemocratie, Rotterdam 1906, pp.111-112

【24】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P77

【25】 《懒惰权(驳斥1848年“劳动权”)》【法】保尔·拉法格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afargue/mia-chinese-lafargue-1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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