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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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災難報道

中國大陸一直缺乏各個領域的倫理審查委員會(IRB),或者存在感低。這導致業界難以達成統一標準,學術共同體就更難建立,即使有也只是業界默認,在這個層面公眾和業內始終有認知差異。精英階層並沒有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而是選擇了隱身。公眾所認同的權威無法因領域不同而不同,而是唯一的。

TE的《Book of Obituaries》剛剛出中文版,其本身的歷史感和人文性,讓這個欄目經久不衰。但是其選擇樣本依然集中於「有故事的人」,而沈默的大多數正如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是被遺忘的。

災難報道或許是留給這些普通的逝去者的最後溫情。畢竟「再廣大的悲傷,也比不上一個小人物具體的悲傷那麽大。」

方可成老師說:「新聞倫理問題是最容易離地高談闊論,但又最應該貼地具體分析的。」其實每個由「概念+問題」組成的問題都是如此,而這種討論方式也與不同文化思維有關。

我覺得中國大陸一直缺乏各個領域的倫理審查委員會(IRB),或者存在感低。這導致業界難以達成統一標準,學術共同體就更難建立,即使有也只是業界默認,在這個層面公眾和業內始終有認知差異。精英階層並沒有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而是選擇了隱身。公眾所認同的權威無法因領域不同而不同,而是唯一的。

很贊同方可成老師提到的公開可見(publicly available)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公開推介(publicized)。而由於新聞是基於事實的報道,將社交平臺的內容未經證實便引用於新聞中,似乎是擅自的確證。(這可能有些嚴苛)

《交往在雲端》就講了社交媒體中自我呈現的問題,用戶根據不同的社交需求會在社交界面留下不同的社交線索。需要重新思考的是社交平臺的發布內容是否可被視為真實(例如在是否可以當作辯護或指控的證據)。元宇宙中NFT火爆,之後是否有可能,用戶主體對於平臺的每一條發布信息都有所有權。

對於「 the emotional turn of journalism 」,我覺得需要警惕。歷史已經無數次被證明,情緒是如何被政治煽動的。而新聞可能是為數不多的傳播物中在原則上便要求減少情緒元素的,如果這個門檻變低,新聞將更有可能被操縱。

回到災難報道本身,公眾對其的討論似乎早就不止於報道,更多的是價值層面根本的認知不同與沖突。如果沒有包容多元交流的環境,就沒有相互認識的基礎,在討論每一個具體事件時,都成了各說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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