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隐

1930年代的“996”

不能忘了自己的来路。

1963年8月到12月,《北京日报》组织了一次“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的思想讨论,一个名叫“凤英”的青年人参与讨论,投稿题目是《身在福中就应该享福》,论点是:“我觉得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嘛,就应当过社会主义的日子。身在福中,为什么不该享福呢?”还说:“本来嘛,革命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现在革命胜利了,青年人多在生活上打算打算,吃得好一点,穿得漂亮点,玩得痛快点,还不是合情合理的?”

她的观点相继被好几个人反驳,其中有一个已不算“青年”的50岁老大哥:北京市电车公司有轨厂的司机陈国霖。他通过回忆自己的青年生活,告诫凤英珍惜“眼面前”的好生活,不要攀比,学会合理享受,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了自己的来路”。可是,除开文章开头的引子和最后的升华,正文实际上可看作一份对1930年代“996”的控诉书,但文章并没有苦大仇深的可憎面目,反而语言生动,文采斐然。

他投稿的题目是《表的故事》,从大女儿刚毕业家里就给她买了一块一百多块钱的手表说起,引出自己青年时代因为没有钟表而在工作上受的罪。文章回忆的是他二十多岁的经历,推算下来,应该是1930年代。当时,他还只是电车售票员,清早4点上班,上下班都“凭着两条腿走”,家里距离公司“十几里地”,“紧走快赶也得两个钟头”,所以他2点就得动身。

可他家没有钟表,不得已,只能父亲做了他的钟表。每晚他睡觉后,“老爹”就得坐在旁边守着,一会儿看看星星,一会儿听听动静,“约摸着时辰差不多了,再把我叫起来”,可“看星星、听动静,哪有准儿呢”,所以他常常不是起晚了,就是走早了。

去早去晚都是受大罪。去晚了,不仅一天工资泡汤,还要被“红字点名”,点名也绝不点姓名,而是一个工号,因为“那时候开车的和卖票的”,在公司“都不配有姓名”。那何谓“红字点名”呢?简单说就是“停你的班”,往后只有公司需要“替班”时,你才能再上车。若老是停班,就会被“开革”,被“开革”预示着可能“倒卧”街头,一命呜呼。

去早了,受的罪也不轻。他先说自己每天工作时间就得“十二三个小时”,回家已是“掌灯时分”,“连累带饿,人已然乏得像摊泥”,可回到家,看到的仍是一家老小“没法儿动烟火”,没办法,他只能转身出去做份“兼职”,“租辆破洋车,豁出命来再奔去吧”,拉完车回去,少说也要10点了。若再被错估了时间的父亲提早叫起来,那“脑袋统共才能跟枕头靠上多大功夫”呢?

将他的工作状态对等到现今的语境,大致相当于:通勤2小时,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下班后还得滴滴兼职,睡眠时间满打满算就4个小时。有没有很多“社畜”被内涵到?文中还有一句话,你说他出自当下享“996”福报者之口,也毫不违和:“驴马,干完一天活儿,还有个上槽的时候呢!”

早到厂子,无论刮风下雨,都得在厂门外蹲着,因为厂里不准开车卖票的进门。夏天还好,冬天就要命了,作者写道:

有时候,刮风下雪我老爹没有估摸准时候,老早把我叫了起来。我走到厂子门口一打听,才一点多钟,唉!冻着吧。我浑身都穿的什么?上身是我家里的用她一条大裤衩拼凑起来的小棉袄。应名是棉袄,其实短得盖不着肚子,糟得挂不住补钉。在车上一挤掉一块,风一吹满街跑棉花团子。下身呢?只有条破单裤;脚底下拖拉两只烂鞋片子。十冬腊月后半夜的“刀子”风,刮得人透心寒,我觉着自己的脑浆子好像都冻成冰块了。一蹲几个钟头,也就是仗着我那阵二十多岁,多少还有点火力,万幸没倒卧在那儿。

“风一吹满街跑棉花团子”,“脑浆子好像都冻成冰块了”,令人心酸不忍直视。他父亲“疼儿心切”,想到一个“苦日子”挤出的“穷办法”:烧香算计钟点。计时划线,饶是如此,“万一阴天下雨香返潮了呢”?就这么着,“真正夜夜当钟用的,还是我老爹”,“可怜他老人家,十几年没睡过一宿整觉”。

就这样“天天受憋,年年受罪”,他们一家人从没想过“买个旧钟”,买不起!就算“天天免不了打亨得利门口过,甭说进去买了,也没打算过隔大玻璃往里瞧一眼”。我稍微搜了一下,王玉茹著《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援引1934年经济年鉴称,北平电车工人月平均工资是13元——陈国霖文中提到他一天工资五毛四,若按每月工作26天,合14元。王著另引资料称,1932~1933年北平人力车夫每月平均净收入10~11.5元,但北平劳工在1927~1928年家庭平均生活费支出达263.13元。

新时代的“996”员工,虽然也苦,但大概不至于穿大裤衩拼凑的小棉袄,至于工资和支出,要是不买房,即便不兼职,衣食住行应该也过得去。时代毕竟是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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