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996”

1963年8月到12月，《北京日报》组织了一次“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的思想讨论，一个名叫“凤英”的青年人参与讨论，投稿题目是《身在福中就应该享福》，论点是：“我觉得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嘛，就应当过社会主义的日子。身在福中，为什么不该享福呢？”还说：“本来嘛，革命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现在革命胜利了，青年人多在生活上打算打算，吃得好一点，穿得漂亮点，玩得痛快点，还不是合情合理的？”

她的观点相继被好几个人反驳，其中有一个已不算“青年”的50岁老大哥：北京市电车公司有轨厂的司机陈国霖。他通过回忆自己的青年生活，告诫凤英珍惜“眼面前”的好生活，不要攀比，学会合理享受，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了自己的来路”。可是，除开文章开头的引子和最后的升华，正文实际上可看作一份对1930年代“996”的控诉书，但文章并没有苦大仇深的可憎面目，反而语言生动，文采斐然。

他投稿的题目是《表的故事》，从大女儿刚毕业家里就给她买了一块一百多块钱的手表说起，引出自己青年时代因为没有钟表而在工作上受的罪。文章回忆的是他二十多岁的经历，推算下来，应该是1930年代。当时，他还只是电车售票员，清早4点上班，上下班都“凭着两条腿走”，家里距离公司“十几里地”，“紧走快赶也得两个钟头”，所以他2点就得动身。

可他家没有钟表，不得已，只能父亲做了他的钟表。每晚他睡觉后，“老爹”就得坐在旁边守着，一会儿看看星星，一会儿听听动静，“约摸着时辰差不多了，再把我叫起来”，可“看星星、听动静，哪有准儿呢”，所以他常常不是起晚了，就是走早了。

去早去晚都是受大罪。去晚了，不仅一天工资泡汤，还要被“红字点名”，点名也绝不点姓名，而是一个工号，因为“那时候开车的和卖票的”，在公司“都不配有姓名”。那何谓“红字点名”呢？简单说就是“停你的班”，往后只有公司需要“替班”时，你才能再上车。若老是停班，就会被“开革”，被“开革”预示着可能“倒卧”街头，一命呜呼。

去早了，受的罪也不轻。他先说自己每天工作时间就得“十二三个小时”，回家已是“掌灯时分”，“连累带饿，人已然乏得像摊泥”，可回到家，看到的仍是一家老小“没法儿动烟火”，没办法，他只能转身出去做份“兼职”，“租辆破洋车，豁出命来再奔去吧”，拉完车回去，少说也要10点了。若再被错估了时间的父亲提早叫起来，那“脑袋统共才能跟枕头靠上多大功夫”呢？

将他的工作状态对等到现今的语境，大致相当于：通勤2小时，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下班后还得滴滴兼职，睡眠时间满打满算就4个小时。有没有很多“社畜”被内涵到？文中还有一句话，你说他出自当下享“996”福报者之口，也毫不违和：“驴马，干完一天活儿，还有个上槽的时候呢！”

早到厂子，无论刮风下雨，都得在厂门外蹲着，因为厂里不准开车卖票的进门。夏天还好，冬天就要命了，作者写道：

有时候，刮风下雪我老爹没有估摸准时候，老早把我叫了起来。我走到厂子门口一打听，才一点多钟，唉！冻着吧。我浑身都穿的什么？上身是我家里的用她一条大裤衩拼凑起来的小棉袄。应名是棉袄，其实短得盖不着肚子，糟得挂不住补钉。在车上一挤掉一块，风一吹满街跑棉花团子。下身呢？只有条破单裤；脚底下拖拉两只烂鞋片子。十冬腊月后半夜的“刀子”风，刮得人透心寒，我觉着自己的脑浆子好像都冻成冰块了。一蹲几个钟头，也就是仗着我那阵二十多岁，多少还有点火力，万幸没倒卧在那儿。

“风一吹满街跑棉花团子”，“脑浆子好像都冻成冰块了”，令人心酸不忍直视。他父亲“疼儿心切”，想到一个“苦日子”挤出的“穷办法”：烧香算计钟点。计时划线，饶是如此，“万一阴天下雨香返潮了呢”？就这么着，“真正夜夜当钟用的，还是我老爹”，“可怜他老人家，十几年没睡过一宿整觉”。

就这样“天天受憋，年年受罪”，他们一家人从没想过“买个旧钟”，买不起！就算“天天免不了打亨得利门口过，甭说进去买了，也没打算过隔大玻璃往里瞧一眼”。我稍微搜了一下，王玉茹著《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援引1934年经济年鉴称，北平电车工人月平均工资是13元——陈国霖文中提到他一天工资五毛四，若按每月工作26天，合14元。王著另引资料称，1932~1933年北平人力车夫每月平均净收入10~11.5元，但北平劳工在1927~1928年家庭平均生活费支出达263.13元。

新时代的“996”员工，虽然也苦，但大概不至于穿大裤衩拼凑的小棉袄，至于工资和支出，要是不买房，即便不兼职，衣食住行应该也过得去。时代毕竟是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