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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墙内

浅析花园口决堤和长沙大火

摘 要:花园口决堤和长沙大火是国民政府在焦土抗战的政策下实现的非常措施。本文分别分析两起事件的影响和原因。花园口决堤虽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但是在军事上也有重要意义。而长沙大火却完全是负面影响。花园口决堤的原因是国民政府经过长期策划后形成的方案,而长沙大火的决策是最高决策层失误的体现。

关键词:长沙大火;花园口决堤

1938年6月17日巴黎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这篇电文是发表于黄河决堤之后,电文作者明确的赞扬了中国军民断臂图存的抗日决心,而文中直接提到的荷兰决堤抵御路易十四,和俄国焚城抵御拿破仑的两个事例却在百年后的抗日战场上出现了无比相似的一幕。那就是1938年6月的花园口决堤和11月的长沙大火。而这两起事件有很多地方值得琢磨。

一、花园口决堤和长沙大火的影响

花园口决堤事件发生于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6月9日。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国民政府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利用黄河伏汛期间而战略性毁堤的事件,进行焦土政策,试图阻止日军沿黄河西进。该事件造成平汉铁路东侧区域洪水泛滥。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

长沙大火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因武汉沦陷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也使长沙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11月8日,日本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

两起事件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花园口决堤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给饱受战乱之灾的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一,黄河花园口决堤淹没许多耕地。河南淹没耕地450533公顷,占原耕地32%,其中以扶沟占原耕地面积95%为最惨。安徽淹没耕地284958公顷,占原耕地22%,江苏淹没耕地109108公顷,占原耕地14%,共计淹没耕地844259公顷。其二,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许多人死亡和许多人流离失所。河南逃离人数1172639,占原人口17.3%,死亡人数325589,占原人口4.8%。江苏逃离人数202400,占原人口5.6%,死亡人数160200,占原人口4.8%。安徽逃离人数2536315,占原人口28%,死亡人数407514,占原人口4.5%。共计逃离人数3911354,占原人口20.3%,死亡人数893303,占原人口4.7%。其三,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以战前法币折人民币计算,河南损失19328.5亿元,占原来财产的22%。安徽损失25265.8亿元,占原来财产的23%。江苏损失3210.3亿元,占原来财产的5.3%。共计损失47806.7亿元,占原来财产的18.4%。按农业减收来说,河南22452.7亿元, 安徽18104.6亿元,江苏6916.7亿元以上各项财产及农业减收两项己达85280.8亿元。至于土壤变异,水利破坏等损失,以资料缺乏,未能统计。间接经济损失无可估计,可见,其经济损失之惨重足以惊人。[i]但是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的意义是不容小觑的,其一,黄河决口后创造的有利形势使中国军队歼灭许多日军,直接遏制了日军的追击行动。其二,阻止日军的西进和南下的战略目的,破坏了日军南北两面夹击武汉灭亡中国的计划,使原本贯通的南北战场彻底隔绝,迫使日军改用绕道合肥安庆一线进攻武汉。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还有军事上的正面影响,那么长沙大火就完全是负面影响,据当时长沙警备二团一营营副华宣恩后来回忆,长沙大火延续两夜一日,始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一眼只见断垣残壁,4000余伤患官兵被烧死;市民有的死在市区中,有的淹死在湘江里;还有地方上的莠民流氓乘火打劫,以为可发洋财,当警觉后欲逃离现场已无及;大宅院内所有留守者因前后门均被砖石封死,以及贫困老弱无法走动的,皆无一幸存,真是冤哉!蒋介石于16日晚间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及陈诚、张治中来见时,告曰:“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同时民怨沸腾,人们在残壁上写着:“兵临城下,主席张皇失措。烈焰冲天,全城尽成焦土”、“电讯失真,铸成大错。罪魁祸首,推诿卸责”、“新墙河是属岳阳,长沙新河少一墙,这墙相隔两个府(岳阳府与长沙府),混作一府似荒唐”、“三个头颅一把火……”等等。事后,敌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投掷于劫后长沙,上印“请看是谁杀人放火”,其心战之狠恶,可以概见。[ii]由于两者的影响不同,所以如果要比较两件事件的影响的话是比较困难的。花园口决堤的过程是国民党政府经过精心策划的,而长沙大火的过程却是长沙官员玩忽职守的结果,所以也难有可比性。但是如果要比较花园口决堤和长沙大火的原因是可以比较的。

二、花园口决堤原因

 渠长根先生在《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决策过程评述》一文中对于花园口决堤原因有这样的描述:“以水代兵,以黄制敌的计划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时期的酝酿和思想,讨论和权衡,最终在特定的地点实施却是骤变的战场形势使然”[iii]而花园口决堤决策过程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是酝酿阶段。1935年,中日相继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8月20日,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在向蒋介石提及抗日问题的时候变提出利用江河阻敌的方法“中国最初战线必须推进到河北的沧州至保定一线,而黄河为最后的防线……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而蒋介石也对该观点旁注“最后抵抗线”。[iv]此时这项计划还只是一个设想,而且具体计划和后来实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这个提议是首次有人提出用黄河泛滥来阻击敌人的办法。1937年到1938年之间,中日双方多次在黄河附近发生大小冲突,这使得黄河问题再一次敏感起来,1938年4月13日,时值徐州会战,陈果夫向蒋介石提交的《以水代兵建议书》“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从此转入佳境,而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受,大汛是且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故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需在沁河口北岸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危可解,而敌反居危地。敌人残酷不忍,宜预防其出此也。”[v]陈果夫提出的建议难免有些过于乐观,他认为以水制敌是反击的工具,我们现在看来台儿庄大捷和抗战胜利还有非常远的距离,不过他提出防止敌人先决堤是有先见之明的。日军也曾有决口的计划。据当时担任日军第一军参谋长桥本群中将在《回想应答录》内称“第二军要渡河进攻山东,是大事业如果黄河水涨,华北五省则以天然大障碍隔绝。但谋略须呈报中央,这是樱井最得意的地方,不料敌方先下手。”[vi]1938年5月14日,战局不断恶化,日军切断了中国数十万大军西退的快捷通道,15日国民党当局为了避免大军被日军围歼,决定放弃徐州西撤。19日日军占领徐州。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就明确的提出掘开黄河阻敌西进的建议。“黄河现届桃讯,考城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则黄河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 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力,使其打通津铺之企图化为泡影。[i]”但是由于蒋介石正在组织兰封会战所以未对此建议提出看法。但是当兰封会战失利之后,决堤阻敌不得不提上议程。

第二是决定过程,这可以从外部环境和讨论过程两个角度来体现。5月28日商丘失守,兰封会战战局恶化,31日蒋介石命令军队全线撤退,留32,39军于开封和中牟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西撤。6月8日,中牟和开封相继失陷,中原重镇郑州告急。郑州位于平汉、陇海交通线的要冲,扼黄河天堑,是中原西进和南下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国在华北地区最后一座军事重镇。如果日军占领郑州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西北后方向日军敞开,来自西北方向的国际援助也将被切断,更重要的是战时首都武汉就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而此时的部队已经无力组织有效防御。唯一可以保卫郑州,保卫平汉陇海线的希望就寄托于黄河之上了。而国民政府内部的讨论过程是由黄河防务问题延伸到黄河决堤的决定的。5月20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至蒋介石关于关注黄河河防“守河部队绵亘数百里,而沿河工事栉比,关系相连……就战区设临时河防委员会,直接督促河防机关,军事,河工兼顾,既不误该会根本治河之工作,仍可收军事临时河防之便利。”[ii]同样在5月15日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会议中也将黄河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而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在开封沦陷之日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提议决开黄河大堤,可以将敌人阻绝在豫东,决堤后郑州可保。期间来自前线的决堤的相关建议络绎不绝。同样在6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最高军事会议决定黄河决口,以图作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

三、长沙大火的原因

长沙大火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的颟顸渎职。但是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国民政府会对长沙下达焚城的指令呢?

其一是军事上空前的压力,1938年10月份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位于粤汉线中段的湖南立刻从后方变成了前线,而无力拱卫陪都重庆,确保西南大后方,湖南就至关重要。而长沙更是“襟要之地”,“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欲向北者,不得长沙,则马首无所托。”长沙的战略地位骤然上升,而中国军队连连战败。为了避免长沙再次出现武汉那种未及时焚城,留下物资资敌的情况,长沙的焚城指令就必然无比坚决。

其二是决策层的判断失误,从日方史料来看,1938年末的日军已经没有继续发动进攻的计划了。“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团。即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为了占领武汉三镇附近,预期北自武胜关、南迄岳州附近构成一条持久战线在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主旨限于控制沿江岸的各个要点。[iii]”“决定中止在岳州、通城一线附近的追击”,“转向警备态势”,其“第六师团在进村支队攻占岳州后,应急速令该支队经水路返回武昌”,“第九师团……大致在咸宁、岳州之间地区集结兵力。”[iv]

四、花园口决堤和长沙大火的联想

我们知道花园口决堤发生在1938年6月10日,而长沙大火发生在1938年11月13日。两起事件都发生在1938年,更笼统的来说是在抗战前期。此时的日本军队锋芒正盛,而中国军队屡屡败退,战场局势不断恶化,这难免是决策层对战局过于悲观。在这种玉碎瓦全的情况下,选择断臂图存也是可以理解。

不过我们将两者联系起来分析会发现两者和另外一座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就是武汉。

我们站后世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都知道在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作为当时的指挥高层,他们是不可能在10月末武汉失守就意识到日军的锋芒已经开始消退。或者说真是11月初的长沙大火让决策层明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那么如果我们从日军角度来将分析花园口决堤和长沙大火的关系就更加明显。花园口决堤无疑是给日军在战略部署上造成了巨大的麻烦,虽然最终达到了占领武汉的目的,可是南北战场的隔绝就造成了南方战场的锋芒锐减。如果我们试想没有发生花园口决堤,日军从南北两路占领武汉,其合力的势头南下攻取长沙也不成问题。


[i] 《以水代兵的建议》第二辑

[ii]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87全宗3489案卷

[iii] 日《中日战争》2《现代史资料》9,1964年,第269—270页。

[iv] 日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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