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行记· 32、诉诸“稳态”的辩论策略 （进化论思维的意义）

诉诸“稳态”的辩论策略。

简言之，在无法直接以判决性实验或逻辑推演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要想有效论证某个选项是最优解，我们的重点就不应放在列举其各项优劣上，而是要致力于说明，该选项在所有可能的选项中，具有最强的“稳态”性质——也就是说，选来选去最终还是要选到我这里，倒不如一开始就免去折腾。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成功诉诸“稳态”的辩论策略。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的七位贵族在瓦解了高墨达的篡位阴谋之后，就波斯未来政体的选择进行了一场辩论。其中，欧塔涅斯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体，因为独裁让人胡作非为；美伽巴佐斯则支持贵族政体，因为民众容易盲目冲动。这些都是最一般的见解，继续辩下去，无非就是前者强调分权制衡，后者强调精英治国，争来争去没有个结果。

而最后发言，希望继续坚持君主制的大流士（也就是后来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大流士一世），则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辩护思路，他并没有从比较三种政体的利弊着手，而是独辟蹊径，从三者的互动关系出发来论证何者更可取。其基本逻辑是：民主制会导致党争，党争会有得势的派别，得势的派别会建立特权成为贵族或者寡头，这些寡头之中又有强者会超越同伴成为最终的权威，也就是事实上的国王。因此，既然最终还是会演变成君主制，倒不如一开始就别瞎折腾。

虽然这段记述的真实性倍受质疑，而且大谈君主制的合理性也显得政治不正确，不过这并不影响这种辩论策略本身的精彩性。有趣的是，一百多年之后，亚里士多德在论证民主政体为什么是最可取的时候，使用的居然也是与大流士力挺君主制时一样的策略。

亚里士多德总结说（《政治学》第四卷第二章），“正宗”的政体有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城邦宪政统治），它们各自又容易嬗变成三种“变态”的政体，即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政治。与大流士一样，他也承认君主制是最优良的政体，然而问题在于，“最优良而近乎神圣的正宗类型的变态一定是最恶劣的政体”，所以君主制（开明专制）的英明神武乾纲独断固然是顶好，但是僭主制的暴君当道无法无天岂不是最糟？反之，共和制虽然没那么理想，但是由其退化而成的平民统治，却是“三者中最可容忍的变态政体”。既然理想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倒不如现实点，采取“最不坏”的民主政治为好。

总之，大流士的逻辑是，既然任何政体总归要演变成君主制，所以君主制是最佳选项；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推演说，君主制非常容易变成僭主制，所以倒不如选取再怎么也坏不到哪去的民主制（包括理想的宪政共和制和现实中的平民统治），观点虽然不同，诉诸“稳态”的辩论策略却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更胜一筹，也正是因为他的稳态比大流士更站得住脚。

除了阳春白雪的政体之辩，在诸如“鸡头还是凤尾”，“买房还是租房”这样的日常选择中，也有这种稳态策略的用武之地，至少能让你避免陷入鸡头更实惠凤尾更拉风，买房能升值租房更灵活这样无意义的纠结。认真思考哪个选项更能让你心里踏实，比单纯的权衡利弊靠谱得多，找到属于你的“稳态”，选择其实也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