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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行记· 32、诉诸“稳态”的辩论策略 (进化论思维的意义)

世界如此复杂,评判标准又是如此多样,以至任何取舍都是如此艰难。像“2比1大”这样一目了然毫无疑义的结论,在现实问题的纠结中是不太可能会出现的。因此,想要克服莫衷一是的“选择困难症”,在诸多可选项之中雄辩地证明自己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摆出再多的利弊也不一定有成效。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车轱辘话来回说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你可以试试诉诸“稳态”的辩论策略。

简言之,在无法直接以判决性实验或逻辑推演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要想有效论证某个选项是最优解,我们的重点就不应放在列举其各项优劣上,而是要致力于说明,该选项在所有可能的选项中,具有最强的“稳态”性质——也就是说,选来选去最终还是要选到我这里,倒不如一开始就免去折腾。

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成功诉诸“稳态”的辩论策略。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的七位贵族在瓦解了高墨达的篡位阴谋之后,就波斯未来政体的选择进行了一场辩论。其中,欧塔涅斯认为应该实行民主政体,因为独裁让人胡作非为;美伽巴佐斯则支持贵族政体,因为民众容易盲目冲动。这些都是最一般的见解,继续辩下去,无非就是前者强调分权制衡,后者强调精英治国,争来争去没有个结果。

而最后发言,希望继续坚持君主制的大流士(也就是后来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大流士一世),则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辩护思路,他并没有从比较三种政体的利弊着手,而是独辟蹊径,从三者的互动关系出发来论证何者更可取。其基本逻辑是:民主制会导致党争,党争会有得势的派别,得势的派别会建立特权成为贵族或者寡头,这些寡头之中又有强者会超越同伴成为最终的权威,也就是事实上的国王。因此,既然最终还是会演变成君主制,倒不如一开始就别瞎折腾。

虽然这段记述的真实性倍受质疑,而且大谈君主制的合理性也显得政治不正确,不过这并不影响这种辩论策略本身的精彩性。有趣的是,一百多年之后,亚里士多德在论证民主政体为什么是最可取的时候,使用的居然也是与大流士力挺君主制时一样的策略。

亚里士多德总结说(《政治学》第四卷第二章),“正宗”的政体有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城邦宪政统治),它们各自又容易嬗变成三种“变态”的政体,即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政治。与大流士一样,他也承认君主制是最优良的政体,然而问题在于,“最优良而近乎神圣的正宗类型的变态一定是最恶劣的政体”,所以君主制(开明专制)的英明神武乾纲独断固然是顶好,但是僭主制的暴君当道无法无天岂不是最糟?反之,共和制虽然没那么理想,但是由其退化而成的平民统治,却是“三者中最可容忍的变态政体”。既然理想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倒不如现实点,采取“最不坏”的民主政治为好。

总之,大流士的逻辑是,既然任何政体总归要演变成君主制,所以君主制是最佳选项;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推演说,君主制非常容易变成僭主制,所以倒不如选取再怎么也坏不到哪去的民主制(包括理想的宪政共和制和现实中的平民统治),观点虽然不同,诉诸“稳态”的辩论策略却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更胜一筹,也正是因为他的稳态比大流士更站得住脚。

除了阳春白雪的政体之辩,在诸如“鸡头还是凤尾”,“买房还是租房”这样的日常选择中,也有这种稳态策略的用武之地,至少能让你避免陷入鸡头更实惠凤尾更拉风,买房能升值租房更灵活这样无意义的纠结。认真思考哪个选项更能让你心里踏实,比单纯的权衡利弊靠谱得多,找到属于你的“稳态”,选择其实也就不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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