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与《中华帝国的衰落》

魏斐德的这本书是一本通识教育读本，叙述了清帝国由盛转衰、中华社会从此步入近现代社会的历程。作为一些补充说明，这本书也对清代之前的中华帝国有简单的介绍，包括在古代中国作为道德秩序的儒家政治理论以及由这套政治思想所产生的与之配套的具体的政治制度。近现代部分着墨比较多，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中华帝国所面临的内在和外在的变化，以及它自身所采取的调整、适应措施。并且提出一个与以往较为不同的观点，即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往昔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的道德秩序已经不太能适应社会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得社会体系充满断裂，处处危机四伏。这一点从清朝末年与日俱增的叛乱即可看出端倪。作者更认为，这样的社会层面的变革是中国社会内生的社会变革，即便是没有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这样的变革也无法避免，不仅重组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秩序，也成为中国在受到西方社会入侵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先决条件。

自17至19世纪以来，人口持续增加，尤其是从美洲引入了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之后，人口的增加更为显著。到了19世纪中叶，人口已经增长至四亿三千万。这对于中国的自然资源与现存政治体系都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当自然资源无法养活足够的人口时，平民阶层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

而读书人也在持续增长，这使得地方社会中的“士绅”这一个阶层在规模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壮大。

简单来说，“士绅”可以理解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与诸多有学衔但却并没有获得政府官职的读书人的结合体。有财力、有身份地位、有学识的团体。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主要通过“科举制度”来对官员进行选拔，通过最初级的考试“乡试”之后会成为“生员”，即我们俗称的“秀才”，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可以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即“会试”，通过之后即可获得“举人”的头衔，进而参加更高同时也是最高一级的殿试，获得成为“进士”的机会。

最初，任何头衔的读书人都可入仕成为官方任命官员，可是由于人口增长，获得学衔的人越来越多，而政府却完全没有这么多的官职来提供，所以水涨船高，到了1850年左右，便只有进士才最有机会获得任命（整个帝国，不论高低，有学衔的人共有一百四十万个，但政府所能提供的官职，却只有两万个）。

大量没有获得一官半职却又有学衔的读书人便在地方上成为了“士绅”这一阶层的组成部分。理论上来说，虽然很多读书人并没有获得官方所授予的官职，但是在地方事务上却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由于人口增多，致使基层的管理也越来越困难，各级官员便雇佣大量生员成为佐吏来辅助自己进行管理，到了十五世纪，越来越多的下层士绅开始在地方政府中担任非正式角色。

上层士绅则主要是身份地位显赫的世家大族。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私塾的收费颇高，能够考取功名的人本身就更有可能出自财力雄厚的望族。

清朝中叶之后，随着八旗制度衰微，朝廷的军事力量遭遇严重的削弱。前面已经说到，人口暴涨对于帝国的生态容量提出巨大的考验，当自然资源不足以养活足够农民之时，叛乱便会爆发。清朝中后期，大大小小的叛乱不计其数，朝廷正规军疲于应付。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一度危及中央王朝。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对地方下放军权，允许地方士绅私募军队，组织民兵打击叛乱。这个口子一开，便意味着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连锁效应。地方士绅开始结合成为紧密的政治团体，不仅拥有兵权，还拥有税收、维持地方治安等一系列权力，逐渐的，地方管理权实质上已完全士绅阶层之手。

理想状况下，在叛乱平定之后，朝廷会下令地方官员解散地方武装，以消除潜在的威胁。然而随着内忧外患的状况愈发严重，中央政府逐渐发现想要收回兵权变得愈发困难。而士绅在面对国内外的敌人时也发现，旧有的政治秩序已不足以应对，这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设法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秩序。这已经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实质上的割裂。

第一个体现这种状况的集大成者是晚晴名臣曾国藩。

当朝廷正规军无力抵抗太平天国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之时，曾国藩成为了被赋予权力的地方士绅之一（彼时的曾国藩正在家乡湖南守孝。事实上，朝廷最开始任命的有资格组织地方团练的大臣之中有43位乃是在家乡守孝的朝廷高官）。他仿效当时戚继光组建新军的方法，组建了自己的以儒家优良传统为理念、军纪严明的新军，湘军。

随后，虽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湘军最终扑灭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随后也剿灭了同样深刻动摇帝国统治根基的捻军叛乱。在这之后，朝廷下令让曾国藩解散湘军，但是此时湘军已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的利益集团，并且掌管着长江中下游地区。曾国藩本人夹在朝廷和湘军之间，态度始终模棱两可，最终被调离两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名状》的原型事件“刺马案”发生了。

两江总督马新贻（庞青云的原型）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张汶祥（姜武阳的原型）刺杀，而张汶祥本人在行刺之后并不逃跑，而是就地大喊，“刺马者，张汶祥是也”（刺庞者，姜武阳是也），等待被抓捕。当时张之洞的从兄张之万负责审理案件，可是耗费了数月案情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张汶祥自己的供词充斥着模糊、矛盾之处，让人感觉不可轻信。在这期间，南京城内已开始发酵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流言、故事与戏曲唱段，版本众多，马新贻、曹二虎（人物事迹与姓名最初来源已不可考）、姜武阳结义、马新贻垂涎曹二虎之妻并诛杀曹二虎的故事就是在这段时间发酵并成型，这也只是众多故事之中的一个。张之洞从兄张之万在审理案件几个月之后拟定出一份颇为草率、甚至有些前后矛盾的结案陈词呈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动怒，又派当时的兵部尚书郑敦谨协同曾国藩一道彻查此案。又过了几个月，郑敦谨向太后启奏，维持张之万原判。朝廷下旨凌迟处死张汶祥（即影片的删减片段）。在这之后，郑敦谨慨叹官场黑暗，竟未返回朝廷，直接辞官还乡。曾国藩没过多久也死在了两江总督任上。此后两江总督之职基本由湘军系将领所把持。

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疑云重重、郑敦谨在审查期间的裹足不前与审理后的辞官归乡，加上马新贻在正式调任两江总督之前与慈禧太后的秘密照会都让人有理由相信，“刺马案”涉及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阴谋。马新贻很可能是奉太后之命暗中监视甚至调查湘军（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乃是太后为调查“天国圣库”而安插在湘军腹地的眼线），继而被湘军系中的利益集团设计害死。甚至连市面上所流传的各色颇具江湖意味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人为故意散布的。

直至今日，“刺马案”依旧未有一个清晰的真相。而慈禧太后在曾国藩死后便不再追究刺马案，似乎也是与湘军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和解，默许了现状。

曾国藩死后，地方军事化由李鸿章继续推动。李鸿章最初为曾国藩幕僚，后被提拔至江苏巡抚，这也让李鸿章能够有机会组建自己的淮军。

在剿灭“捻军叛乱”的过程中，淮军势力逐步壮大（同时壮大的还有左宗棠的军队）。之后李鸿章又通过自己的活动，逐渐控制了上海的关税税收，将其用作自己淮军的军费。相较于其他的汉人将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财政独立。这笔钱不仅支撑淮军的日常开销，也为李鸿章开办诸如机械局、矿场、工厂、铁路、陆军、水师等等，李鸿章的这一系列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因为这一系列的工业机构开始慢慢取代国家机关，新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始要求上位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李鸿章已经是中国当时很多领域执掌着极为重要的话语权，成为实力最强的一位汉人幕僚。事实上击溃捻军不久，朝廷就下令解散淮军，可是随后中国的对外关系急转直下，冲突一触即发，朝廷中也就不再有解散淮军的声音。

然而甲午海战，却已经开始凸显中国日渐各自为战的现实。

甲午海战时的中国北洋海军，事实上为李鸿章的私人军队，而此时执掌湘军、同时也是中国另一支近代海军南洋水师统帅的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在甲午海战之中拒不出战，致使甲午海战实际上乃是李鸿章的淮军系在单独支撑，而惨败的结果也另李鸿章“几乎赔光了家底”。

想想《投名状》中有关那三位大人的台词，“陈公的这一点家底要是赔光了，以后在朝廷说话就更没有底气了。”几乎就是晚晴“准军阀割据”状况的写照。

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上演了一场肆虐的排外运动，大量基督教堂被焚毁，信徒惨遭屠杀，甚至数名外国大使惨遭屠戮。这场混乱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清政府此时向十一国宣战，但是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却并未响应中央的命令。他们与外国达成和平协议，并在自己的管辖之地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他们的理由乃是清廷向国外的宣战诏书，是在义和团挟持之下的“乱命”。

这一事件可以说明，此时的中央政府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中国传统的地方与中央的均势已全然不复存在。待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传统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而新的秩序却尚未形成，中国便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