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原

关于举报中国

前言:在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某教授因发表

中国四大发明并没有实际创新而被革职。网络上有人爆出学生因作业不及格设计把柄,引诱发表“中国四大发明”敏感话题并举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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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居(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731369761/



网上很多人都谈到当下大学老师与学生交流的各种自保的明智策略;有院领导善意提醒注意课堂言行,不要踩红线;有朋友基于良好愿望同样奉劝谨言慎行;同事之间在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也特别津津乐道于自己是如何“红而且专”或者“牺牲专以成全红”地应付课堂。然我在实践中有坚持一些不同于此的天真想法。


比如我在我的课堂上,是并没有事先设置一些自我审查的条条框框的,也并没有如有些老师,话讲到一半,来一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哑谜。


我对自己课堂的一个要求是,如学术和理论本身的要求去讲述。


你不需要、也不应该在课堂上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也不需要感情化地评述人、事。但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有自由有义务去用学术的方式去呈现理论概貌,去表达自己的学术倾向。


你不需要在课堂上引入什么热点话题的讨论。但你在讲授一个专业问题的时候,仍可以引入相关的话题(不管是热门的还是犯忌的)帮助学生思考相关的问题。比如我在在讲工会时,会讲到smy,在课件里面放出她的照片,引导学生去思考工会的价值以及其实际存在状况和背后的一些原因。


在课堂之外,我也不介意用任何方式与学生通过包括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的方式交流任何问题。因为在课堂之外,我把学生当作是独立的平等的交往主体,是镶嵌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交往对象。这样的结果是,我与学生之间建立了一些信任。班上有同学主动告诉我,自己申请信息员没申请上,有点失落。后来另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她成功申请上了。我开玩笑说,“可不敢得罪你”。她说其实没有那样,他们主要是反映老师有没有迟到早退等信息。


可能有些天真,但我真的相信以心换心。讲到舆论监督时,我会主动跟他们讲起这几年学生举报老师的例子,以及举报跟舆论监督的差别。大多数同学听到关于学生举报老师的这些事例时,他们都感到很震惊,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所接触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很聪明,也明事理。他们确实在信息方面、在认知方面、在人生格局方面很封闭,但他们才刚满18岁,他们是被培养成这样子的,不是自己主动长成这样子的。


有时候我在想,他们其实是孤立无援的,包围他们的是流量、是宣传、是各种垃圾信息。他们自己也感到迷茫和虚无,他们想走出一些思想的禁区,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取信息、该看什么书,不知道如何观察这个社会。他们思想的最高境界也许是“不相信”,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寻找一些值得相信的东西。他们不关心底层,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底层,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法去看到底层,他们只能看到欣欣向荣;他们不关心社会问题,因为这个社会向他们呈现的是“没问题”。



中年人为了饭碗而噤若寒蝉,把照本宣科作为明哲保身的工具,这正是他们所欢迎的吧。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们可以有千百种策略明哲保身,美其名曰留得青山在,但也不该就此走入另一种极端,完全失了这个职业的本义。如果只是为了生活的苟且,在名与利的意义上,你都可以完全丢弃这个职位,去寻更优容的所在。


这个时代唯一的指望是问心无愧。作为大学老师,走向这些年轻人,与这些年轻人站在一起交谈,是他们的责任。这些年轻人绝不是不可教育的一代人。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要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媒介而存在,从自己专业的视角,为他们打开更多的窗户,带他们去观看——去看一些不同的东西,看一些他们现有的视界中看不到的东西,使他们养成自主去观看的习惯和能力,俾能多少撼动一下宣传在他们思想中筑下的牢笼。



现实跟理想的差距当然是很大的。比如,推荐给他们的书,他们大多都不会去看。鼓励他们跳脱出自己的狭小天地去观察社会和人生,在他们那里也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劝善。他们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使自己成为韭菜中最茁壮的那一棵,或甚而想跨越韭菜的命运,成为收割者。这一代人的机缘就是如此。他们注定了更切实际,注定了与当局配合得天衣无缝。


此外,他们接收不到转换一种思维的任何现实的回报和正向激励。比如获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而收益又是虚无缥缈的。反向回馈则如被同学视为异类,如思绪上的更多混乱,如愤世嫉俗被视为自己在奖学金、学业成绩上失败的印证。基于此,为什么要去做这样苦大仇深的选择呢?在这个时代,活得正直而清澈,一点现实的回报都没有啊。



对于中年人,这也是一个很容易泄气的事情。像在沙滩上写字,海浪很快将其抹平;像是旷野中的呼喊,没有回应。


但总有人路过,看到了听到了,总会在心里留下一些印记。这些印记,或许就能发酵,就能引发更多的东西。


也许在外在效果上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不同,照样还是打游戏的打游戏、睡觉的睡觉、耽美的耽美,最上进的同学来咨询考研相关问题。他们离开学校,是人命危浅的一代,且仍是懦弱、实际和无知的。但我一直相信种子的力量。我觉得在年轻人心里种下一些种子,总能某一天开出一些花来。讲到出版自由的时候,我会把近年来从网络上、从图书市场上消失的书目和名字列到ppt上。一个不同的观点、一个他们无从接触到的事实,你讲与不讲,总是会有区别。这个区别无法立刻显现出来,但它肯定有区别。


我们能做的,就是更好地讲授。


有一个同学事后跟我说,最开始听到我讲的那些,确实有一种心理上的接受不能,觉得老师太反动。但后来想想,其实也不过是在描述一些东西,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去求证、去思考的东西。


班上的女生,大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腐女”。用“天一案”来讲到我国的出版制度,他们会有更多的认同。跟他们讲隐私权的时候,问他们是否认为同性恋属于个人生活方式选择上的一种隐私?大都表示肯定。在这些方面,可见他们有更符合常识的判断。只是在讲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的时候,他们往往很难很抽象地理解背后的原理。


是的,少有人去按照我指引的方向去看书、去思考。但我觉得这都是自己在方式方法上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比如说,与其推荐一堆书,不如亲身带着学生一起读一两本书。与其把观念和道理讲那么高大上,不如更多信手拈来身边的例子,从他们最关切的网文、996入手,引导他们从更宏大的视角去关注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卑小命运。这种互动一定可以更好的,我相信。


借用一句网络上的流行语来说,不要想着去撼动他们的历史进程。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行进轨迹。但这种中年人与年轻人的交流可以更多,方式可以更好。启蒙的大旗可以放下了(曾经想象着自己把它扛在身上),但这反而能使我们更好地与年轻人站在一起。归根结底,我们要反抗的是同一种命运。



或许过于天真吧,这种互动中,真的不需要担心学生中的异类去举报导致丢饭碗的问题吗?其实何尝不担心?如果真的丢了饭碗,面临的是什么自己也清楚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一种中年人绝没法接受的命运的断崖式惨痛。政治上出了问题,意味着绝不可能在国内找到一个同岗位的工作。这种后果,是任何一个理性之人都能想到且不能承受的。那这种铤而走险的资本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人心,是对人心存有最后一点侥幸的指望。说出这样的话来,自我感觉都是不免有些托大。要真哪一天因为自己这方面的坚持而导致丢了工作,全家温饱无着落的时候,还能这样从容淡定说出这样的话吗?会不会像祥林嫂般嘀咕命运,以及发了疯似的各衙门求告,完全失了尊严和体面?会的。但在这个时代,该来的总会来,不是吗?



我所倚仗的还有一点,就是专业。我所讲的,不是什么政治主张,而是在专业范围内允许讲的、应该讲的那些话。如果不这样讲,不把话讲透,就是不专业。我的课堂,都是严格按照专业课的要求来讲述,任何问题都是放在这门课的理论论域中去讨论和思考,绝不存在无缘无故引入一个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


所以说,专业是我的一个挡箭牌。专业也是任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行业用来对抗思想统制的挡箭牌。


我所做的,我所要求的,也不过是要求我们的学生,作为接受过大学专业教育的学生,在自己的领域内足够专业,而不是引导他们去做政治明星、公民领袖。你只要做到足够专业,你就足以思考清楚一些问题了。专业教育的背后,本身都蕴含着人文教育。我们大学专业教育上的失败,不仅仅表现在专业技能的传授上,也表现在专业教育未能完成的人文教育上。


当然,我也清楚,在政治挂帅的语境中,专对红其实是毫无抵抗之力的。这种以为足够专业,就可以抵御政治风险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天真的。但是如果我们连这样一点坚守自己专业、职业伦理的底气都没有了,那就真到了最糟糕的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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