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片段

写写自己吧。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足够杂乱了，到底脑子里也还是乱糟糟的。

要按照月份牌一段一段写下来似乎也大可不必，因为有几个月根本什么也发生不了，有时候几天之内又翻天覆地。最大的事件：找到兼职，决定跑路，走上街头，暴怒成瘾，“少数”群体的朋友们。大概如此吧，其余的像封控三个月，荒诞的社会事件，早已被说得太多太凌乱了。而且说来说去，最基础的还是那几点永远得不到解决的人权问题……太累了。

找到兼职和找到少数群体的朋友们发生在同一时期，封控刚刚结束，刚刚从限制级的生活骤然结束带来的错愕中缓过来，开始疯狂投入社交，那是7月份，天气正在逐渐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上海很多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我记得认识大家的那一天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因为我的初衷只是想去买本书：在一位关注的文字博主消息里看到，会组建一个微信群给想要买一本诗集的大家，然后组织了线下的书店聚会。我后来知道，关注博主的人和在群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少数群体，这样反而我成了“少数群体”。但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我们首先都是人，不是按照标准分等级的水果或冷冻肉品。不过我也预料到了，这样线下的聚会肯定会有带着“想要扩充社交圈”的目的，于是纠结了很久：我就想买本书啊，虽然认识一些新的人也是很有趣的……这话我后来和那天认识的朋友们说过好多次，成了笑谈：因为她们也有人“只是想买本书”。我还记得那天整夜的闷热，第一次和陌生人的通宵聚会，散场后晨星都已经从天空中泄漏了。

那天回到宿舍第一件事情居然是跑到室友床前说：我原谅你了。后来那个晚上我们靠在墙上胡乱地聊这件事的时候，她说：我隐约听到了，可我在睡觉。我立刻打断她说：我喝多了。但我决定原谅她——其实也已经不太记得为了什么吵架，而我一直在生她的气，拒绝和她讲任何一句话，直到那天狂欢过后的凌晨我喝了很多酒才有勇气掀开她的床帘说：我决定原谅你了。我们重新开始说话的这天晚上，聊着在实验室和导师和同事的糟心事情她突然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开始找工作？我想了想，觉得现在就可以去找个兼职做一做。于是我们穿了衣服就出门去逛，先是到了她印象中招人的茶艺馆，但我们觉得这份兼职太需要奴颜婢膝地……伺候老男人。晃荡在入夜的上海街头，我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们去喝酒吧。”那天我们喝了两三家，一边在聊吵架的事情、聊身边的事情，喝过了les bar再去找很多家我之前去过很喜欢的酒吧，都倒闭了。最后一路走回来的时候发现了角落里的这家，靠在卡座沙发上喝到快打烊了，我问了一句：你们这里招兼职吗？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我们成了周末打工的“勤工俭学”穷学生。

在酒吧的日子和吧台的灯光一样，温厚，但角度不对就会刺眼。诚然那是一段舒适的时间，除了需要熬夜以外。但大家对我们都很好，也许是出于好奇。我过足了烟瘾，过足了酒瘾，出于职能目的和人打交道，一种程式化的交流，似乎也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压力。除了有些客人真的非常臭屁（哪里来的优越感啊真是）以外，大多数人都还是正常的。灯光影里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对话，看到很多不同样式的人生。这样每天200块，月底平分收入的日子，恍惚有了一种自给自足的错觉。但兼职确实初衷就是这样，不为赚多少钱，只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除了现在在做的让你抓狂的工作以外，你还有能力和机会去做其他的事情，也一样可以养活自己。

暴怒从今年三月封禁就开始，政治性抑郁的时候痛骂，和楼下做核酸耍官威的领导大吵，和整个体制互刚，投诉，坚决“不配合”到底。从那时起似乎获得了这种行为模式：你强加给我的途径我不认可，因此我拒绝接受这个前提下的一切安排。所以到了后来统一更换宿舍、安排住宿、修整房间时，我发了很多的火，向程序发起了很多的挑战，结果也还算如人愿。但我真的非常讨厌这种似乎是按闹分配的结局：我只是要求我正当的权利，凭什么需要人奋不顾身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地把事情嚷出来，要求扩大舆论，要求诉诸法律途径，才仿佛“惹不起还躲不起”一样，仿佛恩赐一样还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

但经历了这些之后，我的平静也彻底被打乱了。更换宿舍也是干扰因素之一，之前营造好的安全的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此我也不间断地发了很多次脾气，多数是没有必要的，但那时我似乎一心顾及着要使身边的人都离开我，想要所有人所有关系都远去，我太累了。三个月封在宿舍里，平心而论，除了食物太糟糕，每天呕吐以外，我们看书、看电影，保持良好的作息，锻炼身体，在政治性抑郁的时候彼此拉一把，对我而言都是幸福的时光。因此我断然不接受什么荒唐的指令，要毫无理由地把大家打乱重新分配，并且丝毫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这是此地人权低洼的体现之一，就算在尚可安居的三个月里我也想过，在开始统一管控的时候我就想过：我要离开这里。甚至在大学里也想过，但那时的想，是极不负责的想，似乎因为学而优则出国是一套程式，得挤进去才算是成功了。既然是这样凑热闹式的想，自然生理和心理准备都没有做足，再加上当时国内外形势紧张，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失去了全部的兴趣，就干脆放弃了。不过那时候应该还算是最好离开的时间点，再往后的一系列惨淡事件，别说是离开国土了，就是离开房间都越来越难。

导师说要辞职、带实验室那俩能走的同事出国的时候我也没有动心思，我总觉得靠别人承诺的东西是最不可信的，要自己能争取到握在手里的才算真实。五六月份那一股自由的风确实吹得我有些向往：离开了是不是贴传单就不必偷偷摸摸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必那么在意身上的标签了。后面导师不断地独裁式要挟，自己做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值得继续下去的动力，听了太多“忍下去”的劝告，但终于还是忍不了了。加上室友也跟我说，她也要润，内外的因素合在一起，决定做出的时间显然是短暂的，路径是慌张的，但终于也还是做出了。中间绝对耗费了很多心力，抛弃掉现有的环境去追逐一个完全不清楚情况、不清楚是否会变得更好的环境，这样的信息差也绝对会令人痛苦。更何况还要回去找大学时候的老师——老师人太好了，反而让我更难过。他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机会和帮助，我一如既往地认为我值得更好的地方而拒绝他。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需要再回来求老师帮忙，不知道以后老师是否还会继续这样善良得（似乎对我这么一个不识好歹的人来说已经是过分地善良了）令我心中有愧。大学时候的时光交缠地网住我，那时的朋友们至今似乎也没人走出过围墙。在一次和北京的朋友聊起这些的时候，我说这些话题是否在大学里我们早就该一次次地去聊，去试图搞清楚，而不是简易地接受了一种既定的价值观；是否我们不应该这样一路被驱赶至此，是否我们本该在还有机会，成本还不那么高的时候去寻找一种自己愿意为之活下去的方式；是否我们在一路懵懂的时光裹挟下走到了再无法回头，或是回头需要反复思虑成本和代价的可悲境地。我们的确可悲，因为现在这些问题也无法被回答，我们仍然不知道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在哪里，更遑论它的样子。

事到如今再去追求什么都显得十分疲态，从头再来什么都过于坠重。本来想过很多，从去年上过戏剧舞台之后就一直热烈地像头身于真正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在酒吧的时光又让我觉得去做调酒师这类非典型服务行业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但是在每个行业都有一定的门槛，往往是无法简单跨越的学历或资质积累，如果半途出家肯定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辛苦，而且当把爱好变成职业后，很难说我会不会开始痛恨它们。这似乎是我永远无法解释的问题了，因为我到现在也无法说清楚到底喜欢什么，到底什么是我的爱好。而我显然也已经，至少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以自己喜欢的事物作为职业的机会。

我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很幸福，至少是和工作无关的场所，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尊严的活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以让自己内心安宁。虽然我很清楚，这几年的时间，如果要从个人职业发展、能力成长来评价的话，那我确实浪费了过多的时间与精力在一个十分不匹配的平台。我很清楚，假如与当时能力相似的朋友们比较，我确实落后了很多，确实在人生的最低谷。然而我惊奇地发现，如果与社会意义上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结合，我仍然处在一个很多人会羡慕的位置，假如她们不清楚内幕。而不清楚内幕的人才是大多数。从去年开始，我就在痛苦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都被困在自己原子化的生活里，对其他人的生活，对整个庞大的世界变得毫无想象力；为什么这世界上明明可以有纷繁复杂的无数可能性，而我只能是我？

当这种痛苦的思考袭来，我知道一定会有事情发生。存在主义危机总会逼迫我去做改变，只不过之前的改变都不够彻底，不是我设想的那种破釜沉舟，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式的改变。所以痛苦才会一浪一浪地不停来袭吧，我已经习惯了将痛苦作为一个人存在的证据。我总是自认不太会被群体煽动情绪和思维，要独自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总是会有无数的狭隘，有无数意料之中和之外的阻碍。

很难对过去的一年有什么结束的感觉，因为有太多未竟的事情，有太多疑虑还没有落地，太多悬案还没有看到结局。时间只是一个人造的虚构概念，只不过为了生存我们选择共识，就像社会、经济和其他的宏大构架一样。在这个时候短暂地回归一下社会性，抓住一个节点去做一些对自己一向缺失的记录，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不知道下一次记录会是在什么时候，也许永远不会有了。

能写下来的痛苦就不会那么可怕了，我们恐惧的永远是未知，而能够名状、可以捕捉的事物，我们迟早会失去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