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涵
曾子涵

教育学硕士在读,写点小东西,喜欢猫子,诗歌与研究方法

爱国表达的逻辑

这个夏天香港民运搞得轰烈,大陆舆论也搅一片沸反盈天,在这些音量大到失声的嘈杂之中我发现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有相当大的一个群体在使用追星的逻辑来完成爱国表达。这个现象其实并非今夏骤然出现,早在前几年“小粉红”这个概念兴起时就有所兆示。彼时“种花家”之流已在网上被反复鞭笞,但随着共青团的宣传策略在低龄化的路上一路狂飙,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你我皆知有问题,但爱国主义旌旗猎猎,也只能私下嘀咕嘀咕。然而当看到有同学呼吁要搞一个“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叫阿中”主题的团建,我还是感到了迷惑,我们的爱国主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不妨这样问,我们的爱国基于何种逻辑?

麦克卢汉有两个观点很有意思,我尝试拿来做分析框架。一个是“媒介即信息”——简单说来就是媒介所传递的内容相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媒介本身为人类社会引入了一种新的逻辑;还有一个是所谓“冷热媒介”——热媒介信息饱满清晰,受众参与度低,而冷媒介信息粗糙模糊,受众参与度高。由此来看,通过报纸和广播爱国、通过电脑(博客、贴吧、论坛等)爱国和通过手机(微博)爱国,其中内隐的逻辑截然不同。

报纸与广播有共同之处,其一就是固定性:报纸每早7点送到才可以看,广播得到晚上8点才可以听。其二是单向性,在内容与受众之间几无互动,人只能被动的阅读或者聆听他者的话语,而难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热”的时期,无论是报刊文章还是广播节目,其信息都清晰且完整,并不是为了与人讨论而制作出来的。彼时的爱国遵循中心化逻辑——存在某个权威制定规则,并规训一切行为。想在报纸上爱国?请写读者来信。想在广播中爱国?请按照要求在某一时段拨打热线。想要搞爱国表达?你得先有文化。中心化的爱国逻辑已经预先写好剧本搭好舞台,人们在宏大的言语框架中被注视着,因而在这种逻辑下大家的爱国表达都很正经,或者说紧张。这在个时期爱国表达的言语与形式都受到限制,因此其实践大多是私人的、团体的线下活动,譬如左翼文学社、校报或者集会游行等形式。

而在pc时代,信息传递的固定性与单向性被解放——人可以在任何时间获取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一代互联网由此引入了新的逻辑。单一中心的爱国逻辑崩解,复数个话语中心取而代之,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在这个时期,网络从现实社会反叛出一个新的、对立的公共空间,而新成型的公共领域尚未受到官方的诸多规训,自由且隐秘。完整且宏大的爱国言语体系变成了众多选择中的一种,爱国表达逐渐走向普罗大众,碎片化、口语化、生活化的表达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特点,爱国表达的门槛大大下降,谁都可以说上几句。信息传递的完整清晰程度大大下降,而与此同时,受众的参与度却大大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爱国表达开始“冷”下来了。网民的爱国表达不再局限于限定的形式与言语,形成了一股有别于官方的爱国力量,譬如贴吧时代赫赫有名的“帝吧”。类似于“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口号,和官方在媒体中试图展现的“和平崛起”形象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种对于官方言语体系的反叛,或者我更愿意称其为“补完”,反映了在官方限定的形式之外,由民间团体所构建的新的爱国者形象。一个文,一个武;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由此前阐述不难看出,爱国表达实际上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冷”的,换而言之,是一个不断“去中心化”、不断“祛魅”的过程。移动互联网把这个过程推到了极致,如果说pc把所有人都变成了邻居,移动端则把所有邻居都赶进了同一张大通铺。人和人的距离前所未有的近,放在报纸收音机的时代,小粉红再怎么蹦哒也像大海里一滴水,你我几乎无从得知,而如今他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在眼皮上跳动。正如前文所说,新的媒介带来新的逻辑,复数个话语中心的模式在冲击下趋于崩解。于是某一天起,人们意识到再没有什么中心了,关于社会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命运的宏大叙事终于碎成齑粉,碎成每个人都可以置喙的日常。情况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表达爱国,同时也可以对自己不喜欢的方式予以批判,事实上,它变成了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观念战争。但与pc时代公共空间的自由隐秘不同,官方的力量已经悄无声息的占领了移动时代的公共空间,使其真正变成了现实的延伸,或者倒不如说是现实的翻版重印。

这个时代的爱国表达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不仅在媒介层面引入了新的逻辑,又同时受到诸多政治监管因素的制约,由此呈现出一种“被人偷看”式的表演性质。在实名制推行后,网络与现实的区隔已经彻底被打破,但前端提供的昵称与改名系统仍然维持着最后一丝暧昧的界限。官方的声音重新大到所有人都能听到,但大通铺时代官方话语也由被动适应走向主动转变,从宏大叙事以外引出一条复古(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宣传脉络。而移动端时代的追星文化,正是其选中的趁手兵器。

为什么偏偏是追星?因为追星文化中的两个特点正是官方话语所需要的——其一是团结,其二是可操作。说到团结,当然粉丝群体之中也会有各种派系、各种不同的声音,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支持偶像”这一理念上达成一致,乃至于由此衍生出诸如数据女工、反黑小组等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具有严密的秩序,并在共同目标的激励下产生非同寻常的聚合力,因而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可操作就很好理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没办法证明自己有多么爱国的,因为爱国是种抽象的情感,换句话说,是一种比较空洞的情感。而追星则带来了另一种解决方式,将空洞的情感诉诸于生活,诉诸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诉诸于可以被纳入统计的数字。追星逻辑是一种商业的逻辑,我花费金钱和时间去帮你做数据草销量,提高你的商业价值,作为回报你要给我带来幻想——本质上是一种资源的交换,或者说交易。而凌驾于所有爱豆之上的就是“偶像的偶像”,也就是国家。但爱豆打破幻想了,我可以停止消费,换个人粉,国家打破幻想了要怎么办呢?在这个时代,国家与个人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接近,不仅因为国家所幻化的各个官媒开始与网民互动,也因为爱国情感可以具像化了,它不再仅仅是存在于国民内心中的深沉感情,而是演变为轻易就能表达出来的日常行为。刷满学习强国我就是爱国了一次;转发团团的微博我就爱国了一次;我响应央视号召发条带了“14亿护旗手”话题的微博我就爱国一次;我在评论区怒骂港独分子又爱国一次。可是连爱国也能搞kpi吗?可以如此吗?

你我皆知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演出,观众席并不开灯,但他们时刻注视着我们。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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