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三）

人的想法很现实，人死了，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而在为钱争执的过程中，疼痛、伤心、亲情都变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一切都似乎冰冷、无情与残酷。这也是一般人在理解乡村的类似事件时常有的谴责与鄙视，似乎他们把钱看得比人重。

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被消磨殆尽的生命并没有纳入考虑范围。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他们的收入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被消磨殆尽的生命并没有纳入考虑范围。

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也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

所谓群体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是只有把血液融入这一地方，经过漫长岁月沉淀的人才有的

每一个城市都是一部的人群，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当父亲讲到钱家女人花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对待王家的态度一样，在我的少年童年时代，也几乎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虽然钱家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坑塘的另一边，他家的女儿和我们姊妹几乎是同龄。我们很少到她家里去玩，她们也似乎以一种自觉状态，从来不提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也从来不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去玩。

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出现某种契机，他们很愿意去思考，也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这一境界之中。

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有一段时间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在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爷奶养着，在家上学，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到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能够同吃同住的，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连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到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能够同吃同住的，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为家庭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

土地是上的人的根性。人与人情感联系在越来越淡，剩下的只有利益关系。

代表着老屋历史终结的还并不是房屋，而是院子里的老枣树。它与我们的记忆，与故乡的时间、空间和季节一起存在，与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都一起存在。每年枣子上市的季节，不论在何地，我都会去买枣吃，并且告诉卖枣的人或一起买枣的人，我家院子也有一棵能结出这样果子的老枣树。

聚集群落。这些人家无疑是村庄的新贵，代表着财富、权力和面子，因为这里的地并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的。没有能力的，或勉强住在破烂的房子里，进行各种缝补式的修缮，或购买那些搬走的家庭的房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乡村进行着博弈，他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人群，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

必须承认，当有回忆加入的时候，当岁月、时间一起来周边，前边、左边、后边，是一座座新房。人在这里打水，呼吸，吃饭，经历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证道德败坏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报应；另一方面，也将此作为支撑判断他们错误的理由。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仿佛一种最古老的东西仍然存留在大地上——原始正义。

地方的管事以其与官位相当的士绅地位去拜会地方官，就政府指令一事进行协商。如果达不成协议，地方的管事就会委托镇上的亲戚朋友，再往上层活动，到地方官上司那里去交涉，有时可能会上至最高当局。最后某种协议达成了，中央政府就会自行修改命令，事情再次得到解决。

这种体制，地方管事不与被鄙视、不起眼的政府差人接头，因为如果自治团体成了法定行政机构里的一级，从下到上的轨道就被阻塞了。负责衙门的官员不能与属下胥吏自由交谈，只可与官僚体制之外的人或与他社会地位相仿的人讨论。

保甲制度不仅扰乱了传统的社区组织，而且还阻碍了人们生活的发展。它还破坏了传统政治制度的安全阀。保甲制度这种新的体制也没有有效地替代传统的自治组织。最终的结果是将旧的制度置于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外，使其不能公开活动。僵持、低效甚至对基本管理机制的破坏就是由此而带来的后果。

人口角度来研究城乡社区时，重点应放在人口的分布上而不是数量或密度上。我们认识到，随着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一个区域里会产生若干人口密集的中心地点，像是细胞中产生了核心。一个区域的核心就是“城”，核心的外围人口密度较低的地方是“乡”。在人口聚集过程中，核心和外围区域在人口密度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差别，但是我们不能以每平方英里的这个或那个人数作为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区的基础。

假设一个地区人口密度高，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分析为什么人口会聚集在少数几个地点上。

地方，山区，其他地方就很少有了。中国的农民不是各自独居的，而是聚居在村落里。这种模式的形成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亲属的联系和互相保护的需要。在中国，兄弟平均继承父亲的土地，他们都希望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果周围还有闲散的土地，家庭就会开垦扩展土地，几代之后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小的同姓村落。亲属的联系也使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另外，土地和居住地点间距离上的增大在经济上的确是不利的，但是这种聚居在安全上却是大为有利的。

农业社区很容易遭到侵略，农民获得安全的最佳方式是将他们的家庭集中起来，在一个地方从事生产工作，这样更容易保护，周围可以围上墙。这种农户的聚居点我们称作“村”。

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单位的聚居，无论其在形式和大小上如何变化，只要成员之间没有功能上的区位分化和劳动分工，我们就把它认作是村或乡村社区，而不是镇或城的中心。村落可以看作是一种组织。另一方面，中镇不止有一种，而是根据功能的不同而在类型上也有所不同。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单位的聚居，无论其在形式和大小上如何变化，只要成员之间没有功能上的区位分化和劳动分工，我们就把它认作是村或乡村社区，而不是镇或城的中心。村落可以看作是一种组织。另一方面，镇不止有一种，而是根据功能的不同而在类型上也有所不同。

有围墙的城镇或者说“城”，这个字最初的含义是指“城墙”、“包围”或“防御工事”。防御工事可以在大小或质量上有所不同，有时一家，有时一村。但是称作“城”时，则指较大规模的城墙或防御工事，它所保卫的是一个政治中心。建造这样一个大的城墙工事不是私家所能单独完成的。这必是一个公共的工事，由较大区域的人民共同负担。这种大的城墙工事是要凭借政治权力和政治目的才能修建的。

因此，在一个依靠武力来统治的政治体系中，城墙是统治阶级的保护工具。城是权力的象征，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所以，城的地点经常是依照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定的。在皇权代表的驻扎地点必然要有一个保卫设施的城。每一个县在皇帝的代表知县住的地方要有一个城。如果有的县不能单独建造城的话，几个县的政府有时合住在一个城里。换句话说，城是为了保护“衙门”（官署）的。城的存在清楚地表明了前面讲过的理论，即在权常常需要保持警惕和自我保护。

城和池是久远的历史上的权力之位的象征。

在城墙内，即使城市内，也通常有一些可以耕种的土地，万一城市被围困，这些田地可以供给居民不易储藏的食品，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依照传统的观点，理想的“城”是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堡垒。即使在今天，遇有危急情况，官府也要下令关上城门

一个富有的人或稍有些财富的人从来都是不安全的。由于劳动成本很低，地主不必非常富有就可摆脱耕种土地之累，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更愿意把土地租出去，然后搬到城里去住。剥削而来的财富需要得到政权的保护，必要时用政治权威来为不在当地的地主收租。在云南，一队士兵曾被派去收租。像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地主希望与官僚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正是官僚与地主阶级的这种联合使得围墙式的城镇有其特色。

为了居民的需要，手工业发展起来。地主集中的数量越多，积累的财富越多，手工艺从业者也就越多，这类手工业品的种类也越多，手艺也越精细。

生活在城里的手工业者，如裁缝（在大户人家的前门占一块地，也同时充当门房）、木匠、卖药的、银匠以及其他人，他们并不为农民服务，而是为地主服务，有点儿像中世纪时为他们的主人服务的艺匠。这些行政防御中心地区的经济活动，并不以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基础，而是以主要通过剥削农民而获得财富的消费者的购买力为基础。

地主除了从地租获得收入之外，还利用他的资本从事典当、高利贷、米行等经济活动，以此来增加收入。我在一个县城里调查放高利贷的情况时，一位朋友就告诉我：“城里这些人全是放债的。”这句话并非完全是事实，他可能只是说放债的人很多罢了。那些贫穷的乡下人。

地主除了从地租获得收入之外，还利用他的资本从事典当、高利贷、米行等经济活动，以此来增加收入。

调查放高利贷的情况时，一位朋友就告诉我：“城里这些人全是放债的。”这句话并非完全是事实，他可能只是说放债的人很多罢了。那些贫穷的乡下人来此借债最终不得不把地卖掉来还债。 而米行老板的投资可以通过投机和单纯的米的买卖来获得丰厚回报。他在米价低时买进，等到米价高时再卖出。在许多地方，米行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碾米，以前是利用水力，现在则用柴油机或电机。（但特别是在内地的乡村，我们仍可见到人们是用舂米的方式。） 总的说来，这种城对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无益，即使是实际存在的工商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那些由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而居住于此的富有阶层服务的。 ● 

由贸易发展而来的集市，程度很高但不完全，有些农民所需的必需品是从别村或外界交换而来。所以我们在乡村也能见到贸易活动，这是人口集中的另一个因素。作为贸易中心，我们可以把临时性的“集市”与“镇”区分开来。临时性的集市仍旧非常普遍。各地方的名称不同，意味着它们是在地方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像“城”一样由上面推行、遍及全国。临时集市是指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的场合，由于生产者不能每天都从事贸易活动，因此这样的集市每隔几天才有一次（云南通常是六天一次）。赶市的那一天，各村的乡民提着他们要卖的东西上街，赶集日结束时再带回交换所得的东西。各地集市大小各不相同，大的集市有时会有上万人。在龙街、羊街和狗街，站在山坡上往下看，人山人海，来来往往的人群就像起伏的波浪。人群太过拥挤，接踵摩肩，连前行都很困难。但拥挤的人群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太阳落山时，他们先后离去，到了晚上就没有人了。

市镇和城不但在概念上可以区分，事实上也是常常分开的。主要街道上有卖洋货的百货公司和金店，从这里买东西的人多数是城里的居民和从别的镇来的商人，只有很少的村民直接从这些店铺里买东西。他们是从环绕着城墙的集市上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举云南的另一个衙门围墙式的小城为例，其城墙内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这条街上有几家茶舍、一家理发店和一家干货糖果店。在城外，步行十五分钟就是龙街，虽然与城相隔不远，但却截然不同。城代表了政治中心，以安全为主要目的，地点选在山坡上，易于防守；而集市由贸易发展而来，地点选在十字路口，便于附近的村民往来。以城和市镇确实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因为市镇也是地主们蚁集之所。当他们居住在经济中心时，就有更多的机会把从地里得来的钱财用作商业目的。但是，根据传统的标准，做生意的地主比在城里的官僚地主地位要低。

有财富、有影响的阶层，即买办阶层。一部分外国商品进入到内陆城镇，但主要市场仍是在通商口岸或外国人的居住地。由于这些地区的政治相对自由，这里聚集了所有自认为不能呆在内地的人，实际上成了各种难民的“大旅馆”，这样称呼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带着钱来到这里消费，这些钱并不来自通商口岸，而是来自附近的乡村。乡村的财富如同被粗细不一的吸管不断吸出，涌入这些通商口岸。显而易见，上海这样一个工业不发达的都市，拥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人口，不能自给自足，而要靠来自乡村的收入。这样看来，它只是一个县城，一个依靠别人的消费者和聚集的社区，而不是一个现代的高度发展的都市。

宗族和大家庭自然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供其中一员去上学，一直到他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就有靠山了。若在朝廷里没有靠山，在乡间想保持财产是困难的。一位官员，当改朝换代成了清朝，他拒绝再任官员，深居简出，闭门读书。但是为了安全和保障。

知识分子是怎样获得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他们的地位大部分是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性质引出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知识不是指实际事务的知识，而是另外一种对社会价值的认识。 为满足衣食住行基本生活的需要，我们必须利用自然的物资，与所处的自然世界发生真正的联系。懂得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与物资打交道。例如，摩擦生火是人类很早懂得的原理，也是对文明知识很重要的补充，但不是随意把东西摩擦一下就可以生火的。生火知识的内容包括用什么东西、怎样摩擦、摩擦多久等，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摩擦生火的原则。技术规定了在一定程序下会得到一定的效果，而知识及其正确运用可以决定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但在人类生活中，我们不是为用技术而用技术，而通常是为达到某个目的。生火是为了煮饭、取暖、敬神，因此生火不仅仅是如何生火的问题，还包括生火的时间、地点、由谁来生火和生何种火。生火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社会制度中的一部分，而社会制度经常不仅涉及有效性，而且涉及价值观念。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生火。这是所谓的“礼”的一部分。

从实际经验里发展、积累得来的规范通常是社会共同生活有效的指导。规范对于社会生活的功效是它存在的理由，也是受到社会权威支持的理由。这种社会的另一面是大多数人民的悦服，因为服从于这些行为规范可以带来日常生活的满足。行为规范在稳定的社会中成了多年的传统和处世的经验。孔子获得其社会权威更多是因为他对传统的深刻理解而不是他自己的聪明或学识。在稳定的传统社会里，人们不必去推究“为什么”的问题，他只需找出传统的做法就可以了。

谈“发现”时，他不是指去探索新的东西，而是去重新发现过去。在一个只有历史传统才具有真正有效性的社会中，影响不在于改革者，而在于那些沿着已有的道路指引人们的人。正像学徒向师傅学手艺一样，人们依靠知道传统价值的人来教授他们必须要走的路。这些知道传统的人具有社会的威望。

“士”和“大夫”虽然处于统治阶级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但他们仍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但封建制度解体后，政权不再分散，而是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一人手里。为了实施管理，最高统治者需要辅佐。这种辅佐是由官吏来提供的。因此，这里的官吏不再是统治者的家族成员或亲戚，而是他的雇佣，即仆人或者统治工具。

人生如梦。从无知到有知，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国际大学。青春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它有一种浪漫，刚刚发育，生理起了变化，对生死爱恨懵懵懂懂，充满梦幻、忧伤、不确定，充满性的欲望和爱的渴望，也开始尝到人生的失落与幻灭之苦。

父母在外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

命是什么？ 命是无奈，命是机遇，命是缘分，命是聪明人不得不糊涂时的最好托辞，命是自我解嘲。 命即是无。命”跟“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有一个朋友形容得蛮好认为“命”是本命，命有点像车子，比如你是奔驰车，还是大发车，这是命。“运”，是那条路。你可以是奔驰，可是总开在坎坷颠簸的路上，那就是“命”好“运”不好。你是一辆小破车，可是开在坦途上就是“命”不好“运”好。

生活没有给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的理想、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从言谈举止之中。都云作者痴”，“痴”个字，一个生病的“病”里面一个知识的“知”（繁体字里面是一个怀疑的“疑”），这个字是中国美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字之一。这个字有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讲“白痴”、“痴呆”，是不好的意思，智力受障碍的叫做“白痴”；可是我们说这个人“痴情”，就是另外一个意义了。这个“痴”字在美学上是说：理智逻辑无法解释的现象，就这是痴。

人世间大概有两种人。一种是应运而生的，一种是应劫而生的。应运而生的是在太平治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人物都是在儒家的道统里一再被宣扬的。其实尧和舜在历史上很难考证，是不是真的存在过一个叫做“禅让”的政治也未可知。尧让舜、舜让禹的这个故事，好像只是一个伟大道统里面的理想，或者是一个虚拟出来的梦想。

只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怎见得他的利害？假如一个人到了那穷苦的田地，受尽无限凄凉，耐尽无端懊恼，晚来摸一摸米瓮，苦无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厨前，愧没半星烟火，饥寒，一身冻馁，就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淤粪土。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

文化习惯于把人分成善、恶两种，而且这善、恶几乎是定规的东西，没有任何转圜余地。人性中一大段黑跟白中间的灰色地带就被忽略掉了。事实上，当你一直在下判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真正对人性的本质做深入的了解。西方也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启蒙运动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很多人性的中间地带，就是在善与恶之间游离的这种状况。人对善的向往，以及恶的沉沦的吸引力，其实是两个力量一起在走。在教育当中，人性的游离被考证出来以后，人性的讨论就比较多面。文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文学里面的人从来不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绝对好和绝对坏都很难成为文学。

知，不是知识，而是知善恶，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格，是个格子，是个善的标准，那事物一来，我就拿这个善的格子去框它，对得上就是善，对不上就是恶，要匡正匡正。

格物是止至善的功夫，懂得止于至善，就懂得格物了人是有理性的，但归根结底是感性的，管理自己的好恶，修养自己的好恶，改变自己的好恶，这就是功课。还有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不舒服的，而人欲是舒适区，等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是好恶得其正了，舒适区和天理区就重合了。上行下效，加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是什么样人，你的属下就是什么样人。上好仁以爱其下，则下好义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