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與細節均經部分變造，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對不…….起，拜託不要罵我。」接起電話，這是我在訪談現場聽到的第一句話，也是我對O第一次產生強烈的印象。當時她錯過上車的時間，急急地打來道歉，語氣像是世界末日。我聽到話裡濃厚的哀求，不知該作何反應。直到真的面對面坐下來訪談，我好像才可以理解O面對世界的姿態。

我是腦麻兒，家人、同學都霸凌我

「除了我有身心障礙，其他人都算滿正常的。」O是一名輕度腦性麻痺的身心障礙者，據她說，可能因為當時的醫療技術不發達，胎兒在生產過程中缺氧，才造成腦部受損。腦麻經常伴隨語言障礙與肢體協調問題，需要旁人的留意與關懷。在O的家庭裡，其他人都是「正常」的，除了她。但家人並未因為O的特殊而給予更多的照護，媽媽不但會在小事上苛責她，還會對她施暴，哥哥、妹妹會凶她，把她視為「什麼事都做不好的廢物」，是家庭中格格不入的那個人。

但在訪談過程中，我觀察到：除了口齒較不清晰、行動較為緩慢，我需要更靠近O，並重述她的話，確保我的了解無誤外，我們的訪談過程並沒有什麼差異。卻也是這點，讓她成了身心障礙者的邊緣人。「我在身障中算是很邊緣的。」在O的情況中，腦麻並未影響她的智力，就學時，家長可以選擇進入一般班或特殊班。然而，不論在哪種班級，O都像個外人。這樣尷尬的處境讓她面臨嚴重的霸凌，在國中時期達到了巔峰。也是那時，O遭受了來自哥哥的侵害。

哥哥說很舒服：為了防衛，我把這一切都忘了

O國一那年，哥哥尾隨她進入廁所，「一開始是用手指一直弄我尿尿的地方，後來就、後來就、後來就逼我，用他的生殖器直接穿透我尿尿那裡。」本能的痛感讓她告訴哥哥：「我很痛」，但哥哥說：「很舒服」，伴隨持續的穿刺。往後在沒人的家裡、房間裡，哥哥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犯她，並在過程中流露少有的溫柔，使得O更加無所適從。在家庭、學校都得不到支持的情況下，O沒有人可以傾訴，也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件事情，只能任哥哥為所欲為。

直到3年後，O從網路資訊發現：哥哥對她做的事其實很嚴重。她便下定決心，不要再讓哥哥這樣做，拒絕的過程卻沒有這麼順利。哥哥起初將她帶往房間，把房門關上，O想出去，哥哥便擋在門邊，想盡辦法軟硬兼磨，還想要做。「到最後，我坐下來說：『我！不！想！做！』，又哭著說『哥哥我不要！我不要！』哥哥才願意開門。」自此以後，O的哥哥再也沒有侵犯她，O也徹底遺忘這件事，「那時候也是防衛自己，發生完事情我就忘記了」。

如果沒有打官司，我就不會這麼痛苦地活著

同學的霸凌到了高中有所好轉，O在無意觸發中，想起了哥哥對她做的事，便與朋友傾訴。然而，事情遠比她想得複雜。「我一直知道這件事會有點嚴重，但是我沒去重視它。」朋友將這件事告訴老師，開啟了一連串被通報、社工關切、打官司的流程。「我很愛哥哥，我那時候真的沒有、高中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開庭前一天，O的家人為此開了會，得出「要判哥哥無罪，所以O要對老師、法院說謊」的結論。儘管O打從一開始就決定原諒哥哥，「我沒有辦法眼睜睜的看他被關進去，我每天都在祈求老天爺，讓他無罪。」家人對哥哥的偏袒仍讓O備受痛苦。「我媽媽那時候ㄧ直罵我，好像是我講出來的，是我的錯」。

開庭前，媽媽跟爸爸說：「我們帶哥哥去自殺。」那個家裡的「我們」，沒有O的位置。另一方面，法官、社工也對O反覆的說詞產生懷疑，「我知道你說謊，我也不能保護你」，讓O處於兩難的境地 — — 不希望哥哥坐牢，但又不被家庭支持，還要面對司法調查的恐懼。將近十年的司法程序讓O罹患憂鬱症：獨自承受所有的痛苦令她幾欲自殺。

如果我是正常人

「對不起我會怕」、「對不起我需要抱抱」、「拍拍我的背」，訪談過程中，O幾度顯露情緒。初次遇到身心障礙的受訪者，老實說我很緊張，我不知道要怎麼捧起這樣的一個人的故事，戳探得太大力，就像在傷口撒鹽，如果太小心翼翼，就顯得我以為她很脆弱。但她說：「如果我是正常人，好像不會發生這樣的事。發生過的事都對我有益處，我想要幫助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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