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sis

I only am escaped alone to tell thee.

残酷DSE,让拔萃女高材生错失音乐梦想——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现实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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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她就读嘉诺撒圣玛利学校;中学她就读于香港香港历史悠久的名校——拔萃女书院。拔萃有着接近百分之百的升学率,在音乐和体育方面表现极为优异,校友有李嘉诚红颜知己周凯旋,赌王女儿何超凤,歌手莫文蔚;大学她去了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就读英国伯明翰大学。

她是Tiffany,是我的同事,是香港local,是香港高考DSE的亲历者。

最开始对她好奇,是因为她金光闪闪的履历;而在对她进行四个小时的采访后,我却听到了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现实样本故事。在内地,没有人会低估高考的重要程度,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被几张试卷左右,我没想到,在香港,这件事同样发生着。

以下是她的自述。


月亮与六便士

我第一次向父母提出想读音乐是在初三。

某天晚饭后,我躺在父母床上,他们坐在床边聊天。我犹豫了很久,鼓起勇气对他们说,我想报考香港演艺学院,走音乐这条路。

香港演艺学院是香港唯一一所培养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人才的公立大学,也是香港艺术领域的最高学府。 

申请香港演艺学院过程复杂,要写申请信,要找推荐人,要提交过往多年的学习成绩,要去现场演奏面试。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希望。

我从4岁开始学钢琴,从10岁开始学巴松管;15岁,我考到了巴松管演奏级证书(演奏级泛指八级以上的级别);初中,经过层层筛选,我进入了成立24年之久的香港儿童交响乐团,在北京、上海、青岛、福建等数十个内地城市有过巡演经历。 

我就读于拔萃女书院,这所中学以音乐、体育和接近百分百的升学率闻名香港。入校第一年,我就加入了有约80人的管弦乐团(Full Orchestra),以及有约60人的管乐团(Concert Band),并在一年后成为了两个乐团的首席巴松管。

成为首席巴松管后,我又加入了木管五重奏团(Wind Ensemble)。木管五重奏团员有且只有5人,分别是学校最厉害的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和圆号乐手。 

过往十多年里,音乐是我的标签,我的骄傲,我的人生意义。 

因为巴松管,我喜欢上了古典乐。我最喜欢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第二章,喜欢这篇乐章讲述的无常命运;

我喜欢和其他乐手一起排练时,用音符连接彼此的默契,将一盘散沙慢慢捏成形的过程;

我喜欢和我的巴松管一起站在舞台上,将情绪灌进乐曲通过演奏传递给听众;

我喜欢演奏完谢幕,指挥一个个介绍乐手时,我的名字被叫到、起身敬礼、台下那片只属于我的掌声。 

有什么能抵挡住真正的热爱呢?

所以当父亲说我申请香港演艺学院是异想天开,“以后很难靠音乐生活”,并且他“对这个行业一直没有信心”时,我失望透顶。

可我不是好强的性格,更不想用极端手段——比如吵架或者离家出走这种伤害父母情感的方式,逼迫他们同意。

哪怕委屈,哪怕不服,我还是平静、乖巧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只是我从来没有死心过。

升了高中,我仍旧会在家见缝插针地跟父母提起香港演艺学院,然而每次换来的,都是他们装作没听见的冷漠。

我也想过自己偷偷申请。 

但申请过程复杂,我会害怕被父母发现;也没有胆量瞒着父母去做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

最后,我将唯一希望寄托在DSE考试上。 

香港大学有个专业叫做Bachelor of Arts,入读第一年不会细分方向,第二年就可以选择音乐、文学、语言等不同专业。

如果能考上港大的Bachelor of Arts,我就可以在大二选读音乐了。 

Tiffany(最左)和Wind ensemble的朋友们


措手不及

高二时,我晋升为木管五重奏团(Wind ensemble)的队长,整个管乐团(Concert Band)的首席团长,并成为整个拔萃管弦音乐部部长。

在音乐氛围浓厚的拔萃,基本玩音乐的同学都认识我;走在路上,常会有不认识的同学跟我打招呼。 

很快,香港校际音乐节来临。

校际音乐节在香港有71年的历史,是几乎所有的香港中学都会参加的音乐比赛。校际音乐节于每年的2~3月份开展,比赛项目有弦乐、管乐、钢琴、合唱等等,每个项目的冠军会在比赛结束后,受邀参加优胜者演奏会,这场演奏会最终会播出于香港电台上。

这场音乐节中,我一个人在有四场比赛:三个乐团每个乐团都有一场比赛,外加一场个人solo。 

拔萃的管乐团(Concert Band)在校际音乐节拿了六年第一,作为新晋团长,我很希望能继续卫冕冠军。为了督促大家练习,我策划团建活动增加团队凝聚力;排练时,我统筹协调六十多人的时间;有时人没有来齐,我还会找到乐手的班上去,询问他原因。

木管五重奏团没有指挥,作为队长,除了协调时间,我会带着大家每天反复听乐曲录音,对着原曲修正细节,找最佳演绎方式。

Tiffany和Wind ensemble的朋友们

那时,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练习,中午午休练习,下午3:40下课后继续练习,一直练到晚上11点钟回家。

最忙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餐饭,匆匆扒几口;因为练习,口腔里长了五个水泡,每天灌两大杯凉茶祛火。 

Tiffany校际音乐会比赛现场

最后,四场比赛,我拿了两个第一,两个第二。

我永远记得,我代表管乐团上台领奖时的场景。我站在演奏厅的舞台上,奋力将第一名的奖杯和锦旗举高,想让台下六十多位队友看得更清楚。 

台下,掌声连绵不断,我的队友们疯狂尖叫欢呼。

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幸福感。

Tiffany的管乐团

但一场考试就将我打回原形。

高二上学年期末考试出分,我物理不及格,数学成绩大幅下滑。成绩单上,校长给我“亲笔题词”:音乐表现突出,但成绩太差。

从理想跌回现实,我惊出一身冷汗,恍然意识到,离DSE考试只有一年时间了。

因为音乐,我耽误了太多课程,好多次,我排练完回到座位,才得知有数学测试;

更崩溃的是,当初在选择DSE考试的选修科目时,我也十分随意。 

DSE的考试科目分为必修和选修。必修科有中文、英文、数学和通识教育四门;选修科目则是从二十多门学校提供课程,如化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等等中,任选三门。

选科会直接影响大学专业和未来从业,大部分同学十分慎重。比如,如果想当医生,那么最好选修化学或者综合科学;如果想做程序员,则要学习通讯科技。

选科是在初三。那时,父母刚拒绝我学音乐的请求,我想,既然学不了音乐,学什么都无所谓,随意地填了当时成绩最好的三门,物理,经济和英语文学。之后的复习备考中,理科不好的我,无数次被物理折磨。

每天,我都处于一种“完了完了我真的没有时间了”的紧张拉锯状态。


背水一战

DSE是场硬战,很多拔萃的同学都有另外一个选择:去国外读高中,参加国外的考试在外国读本科,或者拿着国外的分数申请香港的学校。

我们班本来有40多人,到高三时,超过一半的同学出了国。

留下的人,只能背水一战,日日埋头苦干。

午休的时候,没人去吃饭,大家要么带饭,要么叫外卖;课间,有人说这题我不会,马上就有人说,没事,我帮你。 

于我来讲,最大的改变是,之前用于排练的时间,如今全交付给了学习。

仍旧是7点起床,7:30出门,但午休没时间练习,只能疯狂刷题;仍是3:40下课,下课后不再去练习,去补习班做题,晚上11点多回家;周末没时间排练,继续补习。当时,我一共要上七门补习班,几乎涵盖了所有要考的科目。

考英语文学的前一天晚上,我对着模拟题回忆论点,突然发现已经背好的课文不知怎么忘得一干二净。那一刻,我整个人在颤抖,几近窒息,陷入了强迫症似的自我谴责之中,“为什么我完全没有记忆?明天我该怎么办?”

我赶紧抓起书来看,翻到夜晚两点才去睡觉。好不容易睡着,做梦,梦到正式考试,做题,真的一个知识点都想不起来。陡然惊醒,发现不过是梦,长舒一口气。反反复复,一夜没睡。

我还记得考试前一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突然,我爸妈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红包,红包上画着金色的符;一个红色的锦囊,窄窄的,方方的,日式御守大小;以及一条水晶串手链,说是特地去庙里求的,让我明天考试带上。

我觉得丢脸到爆炸,但是考试出发前,还是戴上了水晶串手链,把红包和锦囊塞到了外套的荷包里。

最后一门经济考完时,是个闷热的中午。我拉着朋友,坐着缆车,去了太平山顶,吹着风,不再想和考试有关的任何事。

三个月后,DSE成绩出来了。

香港计分数与内地不同,单科5星为最高分,7科5星则是状元。我是5个4星,2个5星——我模拟考估计的最差成绩。

填志愿时,我将Bachelor of Arts写在了第一栏;第二栏,参考父母意见和之前大学录取情况,填上了香港科技大学环球中国研究专业。

几天后,我收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失去与释怀

高考结束后有天逛街,我遇到了一位以前的音乐老师。老师问我,现在在哪里读书?我说香港科技大学。他说,啊,你怎么样没有上音乐学院。我有些尴尬,说,我这样的人哪里能读音乐学院。他说,你要不能读,还能有谁读?

随后我发现,上不了音乐学院,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因为备考DSE,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没有碰过巴松管。那时,一名乐手老师问我说,有个管弦乐团要去维也纳演出,缺巴松管乐手,你愿不愿去。 

我正计划将巴松管捡起来,想了想,觉得这或许是个找回手感的机会,答应了。

一开始,练习和表演效果都很好。但整个巡演持续11天,越到后期,我的体力越发跟不上。以前我能从早练到晚,而在维也纳排练没两个小时,嘴和手就止不住地颤抖。

我明显感受到,曾经坚固的肌肉记忆在逐渐松懈。 

终于,在一场演奏会上,我搞砸了一切。

这场演唱会上,我有一段独奏。这段独奏需要用稳定的气息吹出悠扬而平缓的长音,而那个最能展示技艺的片段,我吹出的声音剧烈抖动、上下起伏、极度刺耳。 

我站在在台上,无比羞愧,本能性地想“呕吐”。

乐团没人批评我,也没有收到观众的负面评价,但我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落差中——我知道曾经我有多好,也知道现在我有多差。

回家后,我将巴松管塞到了卧室里最为隐蔽的角落,书柜与床的缝隙之间。

直到现在,我没有再打开过它。 

大学头两年,我发现失去了音乐光环的我,长得不算好看,还有些微胖;性格很内向,一直都不是很会讲话;成绩也不算很好,功课很少拿第一。

我是如此的平凡普通。

那时,我也听不得古典音乐。

有天,父亲买回来一对新的音响,用古典音乐测试效果。我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听着客厅传来的音乐流泪,心想,我曾经也能吹这些曲子,而如今,我完全失去了演奏它的能力。我怪自己曾经太懦弱,也怪父亲对我梦想的拒绝。

在大三的某天,我心血来潮,点开电脑上的一个音乐平台,播放了那首我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第二章。

或许是时间的力量,我不再想流泪,只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平静。有惋惜,有释怀,更多的是意识到,平凡也许才是每个人的本质。我似乎突然获得了,一种可以重新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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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写作于2020年7月7日,来Matters存个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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