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琪琛

写一辈子

我的新冠肺炎报道合集|那些被隐匿的脚注

1月初,我还在北京实习,从新闻得知武汉有多起不明肺炎病例。

1月中旬,因报道需要,通过微博了解不明肺炎情况。搜到一位自称是同济医院医生的博主,她发文哭诉医院呼吸科就诊压力极大,需要援助。私信该博主了解情况,无回复。不久后,该微博被删除。

「删除」是种隐秘的信号,由此判断肺炎严重情况远超想象,抱着劝家人戴上口罩的想法,即刻买了从北京回武汉的车票。

1月17日,夜晚10点,到武汉站。出站台,微风无云。环顾四周,黑压压人群中,只有三人戴了口罩。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父亲——我在回家前威胁他,如果不带口罩别来接我。最后一个是环卫阿姨,她正戴着口罩,用钳子将空塑料瓶别弯,丢进垃圾桶。

回家第二天,父母要带弟弟去盘龙城商区买过年新衣。我劝二老出门带口罩,好说歹说,两人不从。我将网传疫情严重的微博截图给父母看,以恨不得给两老跪了的语气,再次苦求。

母亲看着面红耳赤的我,微微一笑,“我真是要被你吓死了”,接着漫不经心地洗碗,“个人的八字,个人的命”。

我气到晕厥。

变化来得非常突然。

1月20日早上6点,父亲要起早坐地铁去上班,一睁开眼,打开手机,读到新闻,“2020年1月18日,新增病例59例,死亡1例;1月19日,治愈出院1例,新增病例77例。”

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嚷醒还在睡梦中的全家,眼睛鼓得老大,神色紧张,“今晚逛街取消,不准出门。”

直到此时,肺炎才终于在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家中,开始得到重视。

之后武汉确诊人数不断增加,电视上从早到晚滚动播放肺炎相关新闻,商超一家家关闭,医院医生带着“防毒面具“坐诊的照片在亲朋好友群中流传。一时间,武汉人,人心惶惶。

1月21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肯定有人传人现象,靴子终于落地。但那时武汉人对这不明肺炎的认识仍十分模糊,谁也不知道肺炎因何而起,由何而来,发病是怎样的症状,确诊有哪些标准,只知道不断有人感染,不断有人死去。

就在当晚,报社发布文章《武汉肺炎康复患者样本观察:我与新型冠状病毒搏斗的22天 》 

在所有人都在因对此病所知甚少而人心惶惶之际,所在的实习报社是第一家找到痊愈者并作出口述实录的媒体。此文的被采访者详细分享了自己从染病、到隔离、到痊愈的全部经历,在当时读来有种拨开病毒丝丝迷雾的感觉。当晚,该篇报道迅速阅读量破百万,朋友感叹,报社终于出了圈。

那是颇受鼓舞的一晚。在这个世道做严肃的深度报道,实属不易。太平盛世时,这些媒体人的努力总是会被更有流量、更有情绪的话题所掩盖。但一旦涉及重大民生利益的事件发生,严肃媒体的价值自会彰显。

因此才决定做些什么。自从回到武汉,每天都处于信息爆炸的状态,觉得身边人个个都是采访对象,但因经验不足,懒懒惰惰,犹犹豫豫,几次想给老师报选题,都因怕被拒绝作罢。那篇报道后,为这微不足道情绪问题羞耻了好久,立刻找老师,说如有需要,可提供帮助。

老师也开心,告诉我“正缺人”,将我拉进了报道小组。一进群,发现报社重要的记者和编辑全都在。

于是,就有了下文将提到的所有报道。

从加入报道组至今,几乎每天都要和至少一位采访对象通电话,与社区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志愿者,市民,感染者,感染痊愈者,孕妇,普通武汉市民等等不同身份的人都有接触。

但即便如此,还是很难说我对这场疫情真实情况的了解,就比谁更多一点。个体故事只能提供一些历史的脚注,全景视角永远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更何况,一篇报道有篇幅的限制,有清晰简单的故事线,很多次采访数十人,最后只有两三人的故事被呈现。新闻本身也在磨损着历史的触角。

于是想写这篇总结,记录一些故事背后的故事。

好多次,我的采访对象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而我除了攥紧手机,毫无办法。有时候我会主动告诉他们,我是武汉人,我现在就在武汉。我天真地希望,对方能因此觉得我能与他感同身受,但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自欺欺人。武汉一千万人,从肺炎在武汉的某处肆虐传播的那一刻起,人人就注定要遭受不幸,只是这不幸,深深浅浅,各不相同。我是还算幸运的那一方,在体谅更为不幸者的苦难时,只能凭借人之常情来揣测与想象。毕竟一个从未经历过挚亲离去的人,如何理解身边人不断有人死亡的痛苦;一个家庭圆满的人,又怎能懂得家破人亡的绝望。

有时候,我听着故事,内心只有无尽的愤怒、惋惜与遗憾,脑海蹦出一个个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什么我们能做的是如此之少?为什么时代的一粒灰尘砸向个人都是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为什么他们是被砸碎的那一个?如果某些信息早点透明,如果某些人的声音能早点被听到,如果有些决策能早点被做出,是不是好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3月24日,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从4月8日凌晨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管理措施。封城70多日后,武汉将正式迎来解封。身在武汉,我能清楚地感知这座城市正在痊愈。小镇的中百恢复了营业;昨天父亲上街还堵了几分钟的车;在地铁公司工作的哥哥已复工;很多小区居民会在傍晚走几里路去河边散步;就在我坐在书房、打下这些文字的当下,一辆辆摩托车刺耳的飞驰声透窗而来。我看向窗外,天空湛蓝,阳光很好,微风吹拂邻居家两颗枣树的绿叶,连续几夜的风吹雨打似乎已经了无痕迹。

我知道,风雨总会过去,风雨带来的伤害也会在日复一日的庸常中遗忘。所以,我们需要文字,需要记录,需要呐呐喊给我们反复提醒,有些问题从未解决,而新的问题还在不断产生:对湖北人民的歧视从未消停,武汉许多中小企业仍在遭受重创,一线医生的心理创伤久久不散…这些问题都关乎着一个个的鲜活个体,都值得更多的脚注与记录。

封城一周的武汉


封城一周的武汉


1月25日

武汉除夕故事:照顾发烧的丈夫,妻子穿上一次性塑料雨衣 | 深度报道

除夕当晚,周好在日记中写:

“如果没有这该死的冠状病毒,此刻我应该在老家,听着村里的鞭炮炸得噼里啪啦,看着满桌的年夜饭冒着腾腾的热气,偶尔瞄瞄电视上没人看的春晚,和身边围坐的十几口亲朋好友,有一搭没一搭的搭话。

而现在,我们一家四口因为回村的马路被封,只能挤在武汉市的街区一角中,紧闭门窗,带着口罩看春晚。今夜没有鞭炮声,窗外一片漆黑,一个路人也没有,安静得可怕。如果不是春晚,没人会相信明年是新年第一天。二十三年来,我第一次没有能在大年三十这天全家大团圆。”



1月26日

自我隔离的抗疫医生:没人去坐市民的爱心车,骂跑要来陪的女朋友

这位医生全家都是医护人员。他是武汉某三甲医院检验科医生;父亲是武汉市某区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母亲是医院后勤。整个疫情期间,一家三口全奋战在一线上。

因为希望这一家三口平安健康,稿件给他匿名为黎平安。

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医务工作者有自我隔离的自觉。武汉有志愿者自发组建爱心车队接送医生上下班,但他们科室医生害怕无意将病毒传染给别人,没人去联系市民坐车。封城后,他会走一个小时的路上下班。



1月30日

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武汉“血透病人”现状:透析机会紧张,费用翻五六倍,暂无感染者专用血透室

( 链接:   https://bit.ly/2JmLnE0)

因为“有些负面”,最终发布平台为今日头条。

采访了一位武汉某医院血透室的医生。在医院被改成定点医院后,他手上60位血透病人分别被迁至康复中心或者公私立医院。

但他说,并不是每一家医院都能将血透病人安置好,“我们国家考虑征收医院的时候,没考虑透析病人的问题。” 因为要避免交叉感染,很多被征收的医院整楼全被征收,包括透析室;当时整个武汉市内透析的患者约有四五千人,其中还不包括基层医院数据,“透析机会很紧张”。

因为这篇稿,开始有意识去关注重大灾难中那些更为弱势的、更容易被忽略的人,如少数病患者,孕妇,残障人士,监狱里的犯人,养老院的老人等等。



1月30日

被母亲“推着”逃离武汉的朋友

采访了一位身边好友。封城的第二天,他和父母开了10个小时、1040公里的车,从武汉逃去了深圳(文末最后一个故事)。



2月4日

他从武汉回家乡,被当成了“瘟神” | 武汉每日书 

采访了一位身边好友。这位朋友从武汉返回家乡后,遭遇了来自家乡人的各种歧视(评论区很有趣)。



2月9日

新冠肺炎十人回访录 | 深度报道

对黎平安的回访。此时黎平安的父亲已是区某家方舱医院的主管。2月9日,该方舱医院住有20多人,无一人治愈出院。



2月9日

被声讨的“晋江毒王”:感到很抱歉,可我没撒谎

(链接: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240034)

这篇稿件被闾丘露薇老师转发到朋友圈了,点评为“一篇为普通人翻案的报道”(大意)。两个小时不到,被删稿。

最开始听报社记者介绍此事,很震惊,说是晋江有一男子,明明是从武汉返乡,却谎称自己是从菲律宾回,瞒报疫区旅居史。之后他还多次参加宴请聚会,在宴会上划拳喝酒,导致近4000人被居家隔离,于是人送外号“晋江毒王”。

很快,“晋江毒王谎称菲律宾回乡”的话题上热搜,大V带节奏纷纷转发,网友骂声一片,他的村委会还拉了一条“带病回乡不孝二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的红色条幅讽刺他。

之后,这位男子被晋江市公安机关定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并采取了强制措施。

因为这些案头,在采访前我一直以为我们要写的是谴责此男子的报道,但访问数位村民后,我们发现那位男子并没有瞒报疫区旅居史,该村村民都知道他很小就离了家,去了武汉打工;参加宴会时,人传人并未确定,他当时也没有任何新冠症状;在宴会上,他也没有划拳喝酒。当村民跟我说“我都替他委屈、很想还他一个清白”时,我又学到两件事,其一,不管多少人说、不管是谁说一件事是真的,都要下意识去对质疑;其二,真相一定有价值。

根据3月7日健康时报报道,该男子已从泉州市传染病医院治愈,正在接受集中隔离观察。接触过他的村民,已全部解除隔离。但公共安全罪的处罚,是否撤销,公安是否给个人翻案,不得而知。



2月18日

29岁武汉女孩封城后的26天:她并不想成为英雄,只是想不被绝望困住|深度人物

从业第一篇人物稿。采访了一位全家感染的车队志愿者。疫情期间,她的生活像是坐过山车,在生与死、善与恶、希望与绝望之中上下起伏。

这或许是唯一一篇能在找工作时称之为作品的稿子,阅读量也还算不错。但更让人觉得有甜头的是文章发布的第二天,很多记者、纪录片导演找我要李小熊的联系方式,李小熊也告诉我,她收到了来自很多机构的表扬与慰问。那才是记者最幸福的瞬间——报道能切实对人与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但我很清楚,这篇稿子并非常态。我很走运,找到了一位极具有故事性、复杂性的采访对象,她的故事任何记者写都不会太差;我更幸运的是,这位采访对象对我有百分之百的信任,整个采访过程中,她极度坦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记者的工作全靠陌生人的善意与怜悯,我会永远记得她给予我的好意。



2月19日

武汉医疗废物增加至平时三倍,处理全程“不落地”还缺医废桶 | 深度对话

“2018年,武汉市医疗废物产生量为1.73万吨。王春山估算,疫情发生到现在,武汉每天的医废产生量上百吨,是平时的约三倍。”

王春山是一家支援武汉的医疗废物处理公司的董事长。该司的宣传组组长告诉我,增援武汉的医疗废物处理人手原本是按照短期支援2~7天去调配的,但来了武汉才发现,“其实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应急性质的,预判至少还要持续支援1~2个月。”




3月1日

疫情之下,武汉市民的餐桌之战|深度报道

这篇报道聚焦武汉市民买菜难的问题。

一名八十岁的老人告诉我,社区工作人员会三天或四天给他送一次菜,但是有的菜坏了、有的烂了;送的菜多是蔬菜、米、面,鱼和肉基本没有。

另外一位一家三口全部月收入6000/月的低保户说,除了领到了社区免费的四根爱心莴苣,疫情期间,低保户没有其余特殊福利,水电煤网费,全部照缴。

当时正是汉骂套餐的武汉嫂子最火的时,政府立刻出通知,不让超市卖套餐。但这一政策被社区负责买菜的志愿者吐槽为“拍脑袋的举措”。当时,4000多居民的粮食压力,全部落在了几位志愿者身上。众口难调,他们根本无法满足每个人的单品需求,只能以套餐形式来组合销售食品。

“其实是这样的,只要是不受居民反感的套餐,我觉得是很好的。要尝试去拆掉的,无非是一些不合理的套餐。比如说,你要想在猪肉里面去加卫生纸,这个就不合理的,但是如果肉套餐有瘦肉有排骨,是很好的。”


这是采访对象提供的武汉物价图:




3月2日

“60分贝暖医”抗疫中感染离世:最后33天用ECMO维生,常对患者说“不怕,有我在” 

全程泪目的一次采访。之后写了一篇采访手记:江学庆采访手记|“为什么废物都活着,而更值得的人却在死去。”



3月27日

一个武汉社区副书记61天的内心抗争史

一篇虽然没有很多阅读量,但是被编辑夸说终于上道了的稿子。

想分享一些细节:

1. 采访对象所在社区,没有一名工作人员有正式的编制,整条街道的社区工作者只有4人有正式编制。社区工作者根本不是公务员,却总被居民视为政府工作人员,由此总是受气。

2. 社区按道理讲属于“居民自治组织”,但是却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是政府的箩筐,什么政务都能往里面塞。这也是社区工作人员总是被视为公务员原因。

3. 即使如此,在社区工作了11年的社区副书记,每个月工资不到2800元。

4. 60天,约4500名居民中,社区副书记目睹了20余人的死亡。该社区死亡率接近5%。

5. 在医疗资源最紧缺的时候,床位由防疫指挥部统一分配。也就是说,谁生谁死的决定权全把控在防疫指挥部门手中。 

6. 至于床位的分配细则,社区副书记也不知道。她向上报了一周,社区没一人分到床位。而社区一位确诊病人通过“很硬的关系”,成为了50个第一批进火神山医院就诊的病人之一。

7. 社区养老院共27人,有11人感染。但养老院的确诊人数不算在小区确诊人数里,算在单独的民政系统里。民政系统的确诊人数是否算入最终的确诊人数里,副书记也不是很清楚。

8. 确诊标准根据政策需要不断更改。床位紧张时,确诊标准需要CT & 抽血 &核酸检测结果,缺一不可;“应收尽收”阶段,确诊只需临床确诊;到后期“清零复工”阶段,确诊的标准又恢复到最严苛的那时候。确诊的标准提高了,那么医院的入住率、确诊人数自然就会少了。

9. 上周,她从医院接了14人回到社区,安排在租的一个院子里进行隔离,但是因为要满足清零的口号,这个院子不能被叫做隔离点。

10. 小区的四名无症状感染者,都不算做是确诊病人,被要求自行在家中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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