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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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边疆地区的年轻人 https://m.cmx.im/@lola

你一生的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林晴,是在XX省第一女子监狱。

《XX杂志》曾经采访了这个监狱里的艺术团——林晴正是其中一员。我们要写一篇高墙内的自述,而林晴是我此行的访谈对象。

接待室的谈话沙发上很快就被安排了几个女犯人,林晴正好对上我,我们眼神交汇的一霎那,她咧开嘴笑了笑,顺势坐下。

我问她的姓名,以及制服上的编号是什么意思,她笑着说她是这里减刑最多的,这个编号代表宽管级,是监狱里待遇最高的犯人。问到因为什么入狱的时候,她眨眨眼睛,笑弯了眼睛,细看下有好几条细细的皱纹。“贩毒”她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她的声音像个孩子嘤咛,我凑近了一点,她再慢慢重复一遍:“贩毒。”我默不作声地低头在笔记上写下她的编号意思和罪行,然后抬头继续问。

“你不害怕吗?”林晴那种儿童一样的天性又来了,她眨眨眼睛,笑容收了收,带着很多疑惑。

“为什么要害怕呢?”我转了一下笔,笑着反问她,这时我和林晴谈话和隔阂才开始正式被打破,她就像是一个许久没被拧开盖子的玻璃瓶,倒出了形同彩虹豆子的一生。

林晴,37岁,十九年前在机场被捕,罪名是买卖和携带毒品,当时她还有一个月零9天就满18岁,罪名成立。

林晴出生于云南临沧,与缅甸接壤。“十多分钟就可以到缅甸了,办一个临时出境证明也特别方便——就是一张纸,盖着章,总有人有办法能弄到,甚至都不需要的。”因为亲戚在缅甸赌场工作,收入颇丰,林晴决定偷渡到缅甸,去赌场上班。“零几年的时候,在缅甸赌场,我的工资就已经是两千多了,而国内——我的朋友在手机店上班,工资才八百多,我觉得很赚钱,这一行吃的可不就是青春饭吗?”

林晴到达缅甸以后,交三百块钱给赌场,就可以接受培训——学习怎么发牌,三个月以后通过考核就能在赌场里当牌手。那家赌场的老板是一个湖南人,抛下妻儿带着徒弟独自到了缅甸做生意,赌场里的服务员和牌手大都雇的是中国人。

说起缅甸,林晴的记忆还停留在被捕前,她甚至不知道后来在2010年缅甸结束了军政府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她印象中的缅甸,军政府处置一个在商场行窃的小偷,是可以当街处刑的——军人问围观的群众:“小偷该不该死!”群众在外面回应,人声鼎沸。军人胁迫小偷跪下,在万众瞩目中削去了他的耳朵,折磨过后再开枪。

“缅甸男人能娶好几个老婆,所以我不跟他们谈恋爱。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嫁给了主席当小老婆——我也只是听说,那以后我从没有见过她。”

赌场两千多的工资根本无法负担林晴纸醉金迷的生活,因为经常出去玩,她结识了同样是来自中国的李铭。李铭年轻,性格好,又是中国人。四川和云南离得近,地理上的亲近也促进了感情上的亲近,林晴和李铭就谈起了恋爱。

“他让我帮他带东西回国,还给我买机票——我第一次坐飞机,他说我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我,还给了我三千块钱,我当然开心,想都没想就去了。”

林晴在机场被抓了,警察从她的包里搜查出六百克毒品的时候,她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怎么会想到呢,他平时看起来也不染毒啊,在赌场里飞叶子的人不少,我也不是没见过,但是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白粉还是很害怕的——我左思右想,甚至猜是不是在飞机上被人放进去的,我始终不敢相信是李铭——是他放进我包里,让我带回国的。”

在林晴的印象中,李铭只是在她收拾衣物的时候,顺手塞了一个软布包着的瓷瓶,裹得好好的——她当时以为是一个古董,反正她也不懂,带回去就是了,也就没看。她怎么样都没想到,里面藏着六百克冰毒。

警察从她的钱包里搜出了一些零钱,还有李铭给的那三千块,林晴百口莫辩。

18岁的林晴自此开始了不见天日的监狱生涯。

后来监狱组建艺术团,因为进入艺术团以后,可以留长头发,林晴想也没想就报名了——我这时候细细打量她,她长得是很好看,头发也柔柔的裹了个髻在脑后,皮肤细白。

“我学钢琴和舞蹈,也排话剧。”她的眼睛里有光,那时我仿佛忘了我们还身在监狱,没有通过铁栅栏和三个门牌卡进来的铜墙铁壁深处,而是在一间普通的休息室,女艺术家在讲述她漫长的一生。

“你出去以后想做什么工作?”

“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说——之前从这里出去的——也就是艺术团的,她在外面办了舞蹈班和琴行,教舞蹈,钢琴,也卖各种乐器,琵琶啊之类的,哦对了,我还会弹琵琶。”

“你还有多久出狱?”

“明年十一月份,但是——如果表现足够好的话,还有立功——就是艺术团表演得奖也算——就可以再次减刑,说不定明年六月份就可以回家了。”

“你回去以后最想做什么?”

“学开车,在外面旅游一年——我爸妈打电话来说,哥哥们给我买了车,在昆明买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等我出去以后,先学开车,开车和爸妈出去旅游一年,然后才开始工作。”

我们旁边的短发女警官被叫走了,林晴开始胆子大了起来,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出狱后的生活构想。

她看见我还埋头在笔记上做着记录,忍不住凑过来看,悄悄问我:“他们会检查你的笔记本吗?”

我知道她在害怕什么——她还有最后一次减刑机会,即便不减刑,明年十一月份她也要出狱了,不想惹出什么麻烦来。

“不会,如果他们检查的话,我就悄悄撕掉。”

她捋了捋头发,柔柔地笑。那是2018年12月的一个星期二,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林晴。

(根据作者真实采访经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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