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到底有没有道理？

公元前399年，被称为西方哲学奠基人的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引进新神论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

很多人都知道这起历史事件。但其实，在处刑之前，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曾打算用金钱贿赂投票者，让他们更改之前的决定。

当时，雅典实行的是民主制，苏格拉底的死刑惩处，实际上是全体公民投票产生的结果，而非法律规定的明文罪行。这也意味着，只要投票者的意向发生改变，最后的惩处结果也会随之而变化。

而苏格拉底的学生中不乏贵族和富者，他们完全有能力去影响选票，最终使苏格拉底逃避死刑。但苏格拉底却拒绝了学生们的好意，他认为这会导致雅典的法律权威进一步下滑。最终，苏格拉底饮下毒槿汁，慨然赴死。

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死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冤案。所谓的侮辱雅典神、引进新神完全是无稽之谈。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时掌权的民主派贵族认为雅典城邦的青年都追溯苏格拉底的学说，这会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必须除去苏格拉底。

于是他们号召了一批追随他们的公民，或蛊惑或金钱诱之，最终促成了审判苏格拉底罪行的公民法庭的召开。

人大的刘小枫教授在《王有所成：习读柏拉图札记》中将之称为“不义的判决”，并指出： 经过民主的合法程序作出的判决，未必就是正义的判决。

而该观点也是本篇文章探讨的核心：合理的框架必然导致合理的结果吗？

先来看另一个案例：岳飞。

当年岳飞率领岳家军一路北上，所向披靡，就在快要收复河朔的时候，却被宋高宗一连十二道金牌召回，最终兵权被释，自身也被污构为叛贼而处死。

岳飞的死冤不冤呢？冤。而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召回合不合乎法理程序呢？合乎。甚至后来岳飞的死刑，也是走的正当程序，不是靠皇帝的强权，而是先给他安一个“谋反”的罪名，再对其进行处置。

岳飞的死，以及前述苏格拉底的死，都证明了事物在合理框架下运行的结果并不一定合理。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即不合理的运行结果，是不是意味着框架本身的失败？

所谓框架，即处理事物的某种方式，事物运转的某种法则。框架放在社会中，就是社会运行的法则。更学术化一点的称呼，则是“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是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都是自由民，拥有随意行驶自己权利的权利。换句话说，自由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随着社会慢慢演化，自由民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譬如两个自由民都看上了一片湖泊，为了争夺领地所属权，两个人就得展开斗争，就必然会有落败的一方。而落败的一方也许会呼朋唤友，与前者重新争夺，而前者也不是孑然一人，同样拥有所属部落和家族力量。这样，斗争就会以旋涡般扩大，直至一方全部死灭而告终。

从经济学角度讲，这种局面属于双输型。如果社会都像这样运转，人类就灭绝了。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发生，两个部落就必须签订契约，约定彼此的范围边界，对湖泊的使用权和使用时限。

契约一旦建立，就意味着自由民的“自由用水”权被让渡出去，而被让渡者则是所签订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一旦建立，其扩张速度就会飞速增加，从而将自由民的诸般权利囊括进去。时至今日，除了生命权等基本权利，自由民的多数权利都不来源于自身，而是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赋予。

对于群体来说，社会契约是必然之举。人之所以争斗，是因为其具有无限的权利。他可以任意奸淫掳掠，因为这些权利都原生地被赋予了。而奸淫掳掠对群体是不可接受的，群体只有阉割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将其让渡给公有的“社会契约”，而社会契约本身是不会产生冲突的，这样，部落就合理解决了人与人的矛盾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契约（框架）本身是合理的，它是社会运行的必然产物。

到此，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社会运行的框架（社会契约）本身是合理的，而合理的框架并不必然导致合理的结果。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契约条件和契约执行。

所谓契约条件，就是契约中的具体条款。放在计算机中就是if语句。一言以蔽之：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渡自己的什么权利以达成什么目标。

在苏格拉底的案例中，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契约条件为：当他亵渎神灵、危害青年时。在这个条件下，苏格拉底就得让渡他的生命权以保证神灵不被亵渎、青年不被危害。

可是我们知道，if语句还有一种情况：判断为真或假。苏格拉底亵渎神灵的条件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倘若为真，苏格拉底就要被判处为死刑，倘若为假，苏格拉底就得免于一死。也就是说，契约条件是否生效依赖于条件判断，而条件判断则意味着其背后必然有着判断主体。

可以说，判断主体的判断行为决定了契约条件的走向，也决定着契约执行的最终结果。因此我们也可以论定，判断主体也是社会契约的契约执行主体。

在苏格拉底的案例中，判断主体是雅典公民；在岳飞的案例中，判断主体是宋高宗。后者也是社会契约中的最糟糕情况：契约的发起者和执行者是同一类人。

契约条件和契约执行常常是一对矛盾体。因为契约执行的主体，其执行权利同样来自社会契约，同样遵循契约条件，而契约条件的真假又依赖于契约判断，两者之间，互为前提，互为因果，这也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契约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苏格拉底案中，投票公民的契约条件是：当他们秉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聆听被审判者的辩护，并依凭其辩护的真实情况作出真实选择。只有当他们满足这个条件时，他们才具有执行投票契约的权利。

然而糟糕的是，在判断投票的契约条件时，唯一的执行主体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决定着自己是否客观公正。显然，从投票结果来看，他们并没有符合契约条件。如果说正常的审判流程流程是：A→B1→C，那么在苏格拉底一案中，流程变为了A→B2→C，而B1和B2是不等价的。

岳飞案中也是如此，由于判断主体和执行主体集于宋高宗一身，原先的B1被扭曲成B2，进而导致了整个审判结果的错位。这也是为什么框架本身是合理的，而框架运行的结果却不合理的原因。

苏格拉底认定雅典公民对自己有审判权，岳飞认定宋高宗对自己有定罪权，因此他们慨然赴死。但实际上，由于契约条件的错误，雅典公民不具备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权，而宋高宗也不具备对岳飞的定罪权。

而苏格拉底和岳飞知不知道这一点呢？大概率是知道的。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在 《苏格拉底针对陪审团的申辩》中记载： 苏格拉底接到死刑判决时，他的弟子阿波罗多洛斯说：“最让人生气的是，我看到你将被不义地处死！”苏格拉底抚摸了一下阿波罗多罗斯的头，道：“亲爱的阿波罗多洛斯，你宁愿看到我被正义地处死，抑或被不义地处死？”

在处死自己这件事上，苏格拉底知道雅典公民的契约条件已经错位了，可他偏偏不能点破他，反而要维护它。因为契约的效力在于遵循，而deal is a deal。

假如苏格拉底指出，雅典公民的审判权错位，这就意味着审判本身的不合理性，契约的执行者是不会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的，他们只会认为是契约制定的不够完善，是契约本身的僵化。可是契约之所以有效力就是因为它的变动性低，可遵守性强。而区分契约条件与契约执行又是契约本身所难以达到的，即使像后世一样引起多重执行主体，但多重执行主体本身也被囊括进社会契约之中。换句话说，只要在社会契约条件下运行的事物，注定逃不开契约本身的桎梏。

为了维护契约的稳定性，如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常常牺牲自己。这对他自己是合理的，因为他的牺牲是为了成全他更大的利益：教育民众，维护法理。

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加入社会契约的最大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世俗利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如果苏格拉底的境遇落到了他们头上，无疑是不公正的。

社会契约本质上是一个博弈产物，它注定以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公式运行：{a/n | a=b+c+d+..n }，a=参与契约的总人数，当n不断增加时，a的增加速率越来越小，而n以等值递增，因此，当a不断扩大时，最大公约数越低。

这也意味着单一契约无法满足递增人口的发展。因此老子说：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意味着a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量上，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则割断了a与a之间的联系，使单一契约无法形成。

而邦联制其实就是小国寡民，而国与国之间互通的象征。这种社会制度形成的也不是单一契约，而是多个契约之间又形成了新的契约关系，将契约主体由个人转向了群体。

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亦可以看成由一个地球联邦之下的诸个邦联。

由于笔力所限，关于社会契约的其他问题无法详细展开，本文至此也便告一段落了。相信读到这里，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到底有没有道理，诸位也应该有了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