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红的写作看九一八后东北作家“东北意识”的发育

 九一八事件对于东北来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终于提供给了东北人来到意识形态舞台中央讲话的机会。“东北流亡作家群”的诞生，终于结束了在中国现代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学中，作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地区之一东北的失语状态。

　　当然，所谓“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绝大多数作家的文学活动，并不是始于他们在关内的流亡。不过，他们在离开东北之前的写作，的确没有在小圈子以外得到广泛阅读和讨论的机会。不过，今天我想谈论的不是这个如此显明的事实;因为从这个事实中看出东北文化在彼时的边缘化太容易了;同样也因为，这种边缘化也去日本占领后政治上的隔绝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离开东北前后之作品的对比中，另外一个更有趣的症候：几乎都有过共同的哈尔滨经验的东北流亡作家们，在离开哈尔滨和东北前，却都鲜少正面描写这里的白俄群体等独特的俄罗斯元素，而只是作为“场景”涉及。个中缘由，有论者认为：“东北流亡作家”在上海汇入“左翼作家”中，“流亡的痛楚和上海左翼文学的语境使得这些东北作家突破了地域与思想的封闭，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格局中重塑文学视野，重新发现故乡回忆”[1]。在这位批评家看来，东北给“东北作家”带来的只是”地域与思想的封闭”。

 那么，事实如何呢?后来的“东北流亡作家”们(还是“后来流亡的东北作家”?这两种表述存在着微妙的不同)需要到上海去寻找“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吗?从非华裔居民的比例来看，哈尔滨本就是中国之最;而在这之中，最大的群体又是已不再享有殖民者特权的“白俄”;1920年9月北洋政府关闭沙俄驻华使领馆后，他们就失去了那已经灭亡的国家的国籍;同年，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附属地”被改制为为中国政府直接行使治权的“东省特别区”，到1926年，连哈尔滨市自治议会也被改组，俄裔议员在市政事务中叶失去了主导权。

       1931年夏天来访的朱自清说这里“与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贵族消夏的青岛、北戴河，宛然是两个世界”(《西行通讯》)。在其文学生涯的起点上，面对着这座当时在苏联控制下的“红色之路”中东铁路拉来的，各族群从下到上都混杂在一起的都市哈尔滨，并热衷学习俄语的东北作家们，似乎对于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并没有那样陌生。例如，舒群写于的小说处女作《没有祖国的孩子》的主人公是一位白俄混血的少年，而第二篇小说主人公则是一位朝鲜人。

 在上海重新发现哈尔滨，的确会让当时的东北作家们产生新的认识：一座哈尔滨这样在九一八前曾不再是至少一部分在“洋大人治下”的“国际化”都市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从而获得三个方面的哈尔滨俄罗斯元素书写的动力：一方面，俄罗斯元素作为哈尔滨的特征，成了乡愁的标志;另一方面，白俄作为流亡者，获得同样处在流亡中的作家们的某种关注——书写他们的流散，既可以“失去故乡/祖国”者的痛苦为主题表达对民族国家“中国”的皈依，又可以“抗拒革命者的”的不合时宜来表达对左翼意识形态的服膺;此外，面对上海的读者与评论界，俄罗斯元素书写又是东北流亡者实现“陌生化”、吸引读者最有效的资源之一。换言之，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落实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中，才是上海左翼文化圈对这些关外流浪者的教化。

俄罗斯式的“风景”——这里说的当然是柄谷行人“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的“所谓风景”，而“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2]——哈尔滨街头的白俄、俄罗斯食品、俄语等等，闯入了东北流亡作家怀乡的作品中，反应了他们在漂泊中回忆起故乡时的孤寂、焦虑、痛苦，也帮助他们定位自己的故乡。也正由于上述的前两种动力，东北流亡作家的俄罗斯元素书写也就产生了两种面向。第一种情况下，他们往往笨拙地模仿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写到这“十里洋场”上的外国风尚时的笔调和态度，采取一种“认异”的态度，赋予它们象征中国资本主义都市的“半殖民地性”的任务，陌生化、抽象化。而另一种面向，则突出了对俄罗斯元素的亲切、熟悉和认同。

而萧红写作的个案对于我们理解本文主要讨论的这个症候，可能具备更强的说服力;因为她在当代的意识形态现场中，已经被建构为“勇敢追求个人幸福”，“热爱写作”，“拒绝彻底政治化”的“女文艺青年”的“元形象”;绝大多数人们往往会忘记，萧红到底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的作家，她是东北的女儿，是那个呼兰河边的“野丫头”。仔细阅读萧红在同样背景，即九一八到七七这个东北流亡者受尽焦虑、贫穷和认同危机折磨的过程中，对类似的哈尔滨俄罗斯“景观”的书写，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这一类书写中，即使是东北流亡作家中最沉浸于个人化风格的萧红，也怀着和其他作者类似的情绪。

  在1936年初，萧红连续写作了两篇直接以俄侨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访问》和《索菲娅的愁苦》。这两篇散文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中，最明显的特点，是萧红对于谈话对象“犹太人”或“高加索人”等具体身份的关心和确认，“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这种话语其实正是对白俄“俄罗斯”身份的一种解构;索菲娅所想要回到的国家，不再是“俄罗斯”，而是“苏联”了，是扬弃了俄罗斯帝国的国族认同的国家;那位被萧红判断可能是犹太人的将军女儿出身的友人女房东，念念不忘俄罗斯的一切，自己现在养的狗不好，也要解释说“俄罗斯没有这样的狗”;但她的那个“俄罗斯”，却是一个只属于她那个阶级的虚像，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同样的“俄罗斯”。

进一步分析萧红的这种认识，不难发现，萧红意识到，曾经的“俄罗斯帝国”内存在着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居民，而帝国崩解后落在哈尔滨的这块碎片当然也一样。在《索菲娅的愁苦》中，她问索菲娅：“吉卜赛人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说明，她甚至意识到了，“俄国人”内部各族群间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她能够在哈尔滨学到曾经作为“帝国”本身的这一特殊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在根本上的压迫性;这也就使得她假如读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俄罗斯帝国边境内大多数土地都是殖民地的论断时，能够轻易理解和赞同。这一知识甚至可能映射到她对民族主义的总体理解之中。

但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萧红在拆解俄侨民族身份之外，对其政治身份的拆解。在《索菲娅的愁苦》中，她发现，“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她借索菲娅之口，指出了哈尔滨的白俄侨民内部，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距，以至于为俄国人办的医院，“穷党”也难进。这样的观察，当然已经完全超越了本质主义的左联标准俄侨书写，而倾注着她对于底层俄罗斯侨民的认同;而建立起这种“我”和“索菲娅”共同分享的认同桥梁，第一当然是对于自己实际社会地位低下的体认，第二则是一起“跳舞、唱歌”、“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也就是说，通过对自己真实阶级地位以及性别身份的再发现来达到。

然而，最终，决定要回乡的索菲娅并没有能够回乡，原因还是因为她的“穷党”身份。据说，香港时期的萧红，曾经考虑过要返回“沦陷”中的东北，这样的想法，明显地不为民族主义的政治正确所容(当然对于晚年贫病交加的她来说亦不现实)，而至少，对于写作《索菲娅的愁苦》时的萧红，”无法回去的故乡“完成了她对索菲娅这个形象的投射;曾经让她紧张、拒斥，甚至藏着一点妒忌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元素，在这里竟然成为了她表达和倾注认同的对象。

一九三七年末，在武汉的《七月》杂志上，萧红再次谈起了哈尔滨，而这一次是读中学时两次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一条铁路的完成》说的是左翼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反日游行，而《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则是关于左翼意识形态所批评的反苏游行的;然而，萧红却出之以相似的反讽笔调。“愚昧”的行动固然是“愚昧”了，而另一场行动也无非是反而“完成”了那条帝国主义者所要求的铁路。可见萧红归根到底不是一个(中华)民族主义者。郭淑梅认为：“哈尔滨体验决定了(东北——笔者注)左翼作家的高起点，因为这里提供给了他们一种天然的国际主义视野”[3]，而这与由“民族主义”走向左翼的“国际主义”的上海左翼作家们构成了一种对比。对于萧红来说，这也许是久为人所提到的女性立场等原因外，她对民族主义相对疏离的另一个原因吧。

概言之，对于萧红和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俄罗斯化的都市哈尔滨，正是他们文学活动的起点，也是他们政治生命的起点。那种因为直接对抗日本的统治，而产生的强烈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在被塑造、表达和传递时，却往往要借助东北一地的地方风景;无论是左翼文学运动更期待于他们的关东乡土，还是他们自己魂牵梦绕的都市哈尔滨，都为他们提供了写作、抵抗和思考的深厚资源。不过，在这种由地方风景向民族主义“上升”的过程中，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正是在这种缝隙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九一八事件及这个事件造成的流亡，在这些东北作家们的心里造成的伤口的深度——

        前文中，我们谈到了多数东北作家对俄侨产生微妙认同的原因即流亡者身份(尽管在萧红那里情况更复杂一些)，然而，这种俄侨-东北流亡者间的类比关系有个天大的问题：白俄流亡者是无国籍者，失去了整个国家而流落于异国;而东北流亡者却正是回归了“祖国”的怀抱，离开了外来入侵者的“占领区”!但这种理论上的区别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有决定性的意义吗?萧红1937年8月摘编的友人李洁吾来信中说，亲日派对29军的宣传是：“不受共产党的挑拨、不为东北人利用、不做十九路军第二。” [4],在日本期间的诗《沙粒》其三十里，她又说自己“从异乡又奔向异乡”的漂泊，把上海和东京等量齐观为“异乡”。罗烽在1937年为其《呼兰河边》写作的后记中也说，北平有人提出把流亡东北人驱逐出(实际控制之)境。

　　至于萧军在抵达上海后遇到俄国人热烈打招呼却被其他左翼作家批评，后由鲁迅提醒他上海的俄国人多是租界工部局雇佣的白俄“警探”，这样的冲击更无需多提。所以，东北流亡作家的白俄叙事中，引起左翼作家警惕的，不仅仅是“民族话语”可能压过“阶级话语”—(被指控过于“同情白俄”);更有“民族话语”的纯洁性这一问题，这种叙事危险地暗示着(在部分关内人的歧视和排斥下)“东北人”对“中国”忠诚的可疑。

　　无怪乎有东北人也自省起来了(如东北籍政治活动家杜重远《狱中杂感》中《东北人不要忘记做中国人》一文)。不过，联想到上文中已引述过的柄谷行人关于作为“认识装置”的“风景”之发现是日本近代文学起源的标志之一的论断，笔者或许可提出这样的观点以供商榷：哈尔滨的(往往具备俄罗斯元素的)“风景”在东北流亡作家群众的显现，可能正是着东北的现代文学，即有东北意识的现代文学的暗流的源头。

    “流散”是后殖民批评话语中常见的语汇;不过，阿齐兹·艾哈迈德指出，应当区分主动的，自觉改变环境与文化认同的“迁移”，与相当程度上是被迫的“流散”。从这个意义上，当年和现在的东北籍贯作家的写作，是否恰恰也是适用“流散“话语的场域?萧红的从异乡到异乡的体验是不是一个例子?东北流亡作家在大声表达时，要喊“打回老家去”，是对于把故乡重新纳入中国和自己能返乡的两位一体的毫不怀疑。但当他们低语时，就不一样了。

　　萧红1940年九一八给她的弟弟的信里说：“我想起来一个笑话，我们小的时候，祖父常讲给我们听，我们本是山东人，我们的曾祖，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的。而我们又将是那个未来的曾祖了，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在那里说着，从前他们也有一个曾祖，坐着渔船，逃荒到南方的。” 她是貌似轻松而其实在滴血地想象着，永远回不到东北去的那样的结局，她在感叹的，就是东北人抓不住自己的根的命运，是东北人出现又消失的情况。

今天，东北正经历着，夸大些吧，一场并不太逊色于九一八的灾难;东北人正在进行一场不小于九一八后的流亡。然而今天的东北作家们，是怎样看待这个过程的呢?我觉得他们的书写，可以概括为“废墟文学“，把东北描绘成一片废墟，因为之前的一个阶段，一种不正常的，荒谬的机缘，让这片荒野成为某种乌托邦的存在(这是在时空隔绝基础上，莫尔乌托邦愿意上的乌托邦)，因而一旦一切归为正常，一旦封闭的时空被打开，这里也就必然是废墟。

　　可以随意举出一个例子：在今年上半年一度大火的《我们东北，失望的人太多了》：文中说计划经济时代，某国企的水龙头打开时里面流出的是橙汁(!)。但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把东北非历史化、寓言化，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一个寓言，这样做，是缺少真正的东北意识的表现，只有对已成废墟的确认和告别，正因为已认定是废墟，也就没有上引萧红那样的对失去东北人身份的真正痛苦。在他们看来，也许东北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都不过是假的东北人。

在这种时候，我们重新阅读萧红、舒群、罗烽、萧军在东北文化人的上一次大流散时的作品，可能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我们是否可能像他们在上海意识到哈尔滨等东北都市生活的特殊性一样，意识到东北曾经存在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否以真诚的态度，把东北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理解为有机的存在，而不是一幅抽象的漫画?我们是否还有可能去像萧红一样，为我们做不成“东北人”而“失望”，而不是为我们生为东北人而“失望”?我们是否有可能让这场灾难就像九一八那场灾难一样，不但没有毁灭我们，反而真正塑造了我们?

2017/9/18

[1]杨慧：《隐秘的书写—1930年代东北流亡作家的白俄叙事》

[2]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第18页

[3]郭淑梅：《“红色之路”与哈尔滨左翼文学潮》

[4]《中流》第2卷第10期，上海，192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