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金

看,这座城市,她就叫陈耀金

一张民国旧报纸,暗示我们如何超越“标签之战”

按:近日标签风波,令亲者心痛,仇者大快。很多进步人士陷入反思,本号欲图表达意见,又惮进一步撕裂舆论,扰乱诉讼部署。matters是个讨论问题的好地方,这上面反动派比较少。

近日去文玩市场淘宝,发现一张1945年的《新华日报》,出版日期,适逢3月8日。(彼时国共合作抗战,此报得以在陪都重庆合法发行。)

说“适逢三八”显得有些做作了,很显然这期报纸是编辑部“蓄谋已久”的作品。单从头版的各类进步刊物、讲座大营销就可见一斑。这一整版错落有致的“妇女节大降价”,比今天的“3.7女神节”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第二版头条是社论,评论员张晓梅(原名张锡珍),建国后任北京市妇联主席,其姊张锡瑗系邓小平首位爱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前几年有位政协委员、《中国美容时尚报》报社社长名字也叫张晓梅,她积极参与了改革开放后女性文化的构建)。社论从国际妇女、城市女工、农村妇女三个视角展示了当时女性运动的图景,并在最后倡导了知识女性深入大众的方向:“......去掉我们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改掉那种到处想领导人家的龌龊作风,认清广大群众的力量......合作社及学校,为农民服务,绝不是与她们空谈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大问题,而是要我们能在实际生活中和实际工作中帮助她们解决问题,以渐次地提高她们的认识,引导她们走向民主斗争中来......”第二版其它内容,按惯例是国内外要问——在当时自然是各反法西斯战场的捷报。值得一提的是,左下角有一处“重要更正声明”,是关于联合国创立的有关问题。

第三版,分别介绍了苏、英、美的女性运动成果,那则关于英国女性选民比例提高的新闻,似乎为不久之后丘吉尔保守党大选的失利,埋下了伏笔。下面最精彩的是两篇女工的纪实报道,结合今年的新闻,大家想必感喟良多。左下角的“学府点滴”反映了青年工作的务实性。还有一处“读者地图”,没看懂派什么用,有冇做过纸媒的朋友来解惑?

第四版是特刊,集中反映了左翼在农村的妇女工作经验。《边区知识妇女怎样下乡》形象地描绘了许多浮夸作风,《我怎样创办了合作社》可谓干货满满,最后两篇是自媒体人的独白,看得我捧腹大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阅读老刊物是饶有趣味的工作(尤其是白区工作的史料),你会感到自己同前辈对话,却又总觉仓皇急促。仿佛每逢解惑关口,前人便闭口不言了。

女权主义在这个星期遇到的麻烦,也是社会主义者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去工厂动员,遇到了工团主义 (Syndicalism),当你进一步谈无产阶级联合的时候,他们回复说:“我们只懂福利问题,颠覆整个结构的事情我们不懂,那太'政治'了。”192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实践过“强行罢工”(冲进工厂关闭设备)或“飞行集会”(类似于现在的“快闪”),结果是相当黯淡的——自我感动距离革命有着无穷远的距离,这个距离,名叫群众。误将群众(mass)当做人民(people),以为他们天然地具有行使主权的能动性,是白区工作最易犯的冒进错误。因此,1920年代后期,中共开始深耕厂区,建立“兄弟会”、“福利站”、“文艺队”、“识字班”等灵活多样的“硬核”组织,像植物根系一般团结了大批工人。到抗战期间,连这些组织都不能公开活动时,就索性依靠个人建立“好友帮”。以至于在后来达成“天下谁人不通共”的局面。

台湾同性法案公投的失利,已经雄辩地展示出:当代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达到了何样的深度!如果还没有从“文明世界”的迷梦中惊醒,恐怕我们只会在3-5年内与美梦偕同毁灭了! 齐泽克( Slavoj Zizek )运用拉康和阿尔都塞的精神分析传统,指出当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征:往往是在它“不在场”的地方发挥作用。国家机器倾向于使你相信:我所在的社会虽然充满矛盾、蠢人当道,但我的思想和判断是独立自主的,我可以不去触碰关于社会结构的宏大叙事,便能毫无粘连、就事论事地处理好个人麻烦。国家的官僚系统也展示出“特事特办”的实用主义、碎片化的手法,使你相信在结构性的倾轧之下,“侥幸的个例”是可以被期待的。

另一个思想阻力来自传统的形而上学:( α) 形而上学使我们期待一个“平衡、协调、无矛盾”的世界。 而事实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世界,相反,矛盾才是世界真正内在的规定性,拒绝拥抱矛盾,将使我们踌躇不前。(β) 形而上学对待历史是很功利的,只重视“成果”,而不考察“进程”。麦烧在微博中推荐了一个观点:“女权是一种愿景,而不是标签。”笔者同意后半句,但深刻地担忧前半句——女权根本不是愿景,它是一个运动(motion)。“愿景”意味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精英主义偏执,好像一切都在实践前写就,实践仅仅是对理念的追认。相应地,如果实践没有达成景观化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愿景”仅仅是一个大号的“标签”),那就意味着相关的理念一无是处。而真实的情况是,真理不是标本的陈列,它是一个个生命运动,我们并不需要模仿或逼近某个“理想状态”——只要现实因我们而变化,就是真理在向我们展开。当然,展开的完整程度,并没有宿命的“真理必胜”做保(相反它经常中断甚至倒退),胜败完全取决于主体实践的持续性。

所以,笔者为什么反对绕开黑格尔直取福柯的做法?就是因为,仅仅带着感性常识和形而上学信条,进入福柯对权力的考察,你只会对着“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权力规训喟然长叹,感到人类历史就是在徒劳的轮回中折腾,难言进步。最后只有几条出路摆在面前:怀疑论、犬儒主义、反理性,更有甚者,去拥抱施特劳斯学派——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对朱军的“德性”进行“诤谏”了。

回到现实,我们必须面对如下具体问题:

α. 除了弦子和麦烧,其它介入此事的所有力量(原告朱军、被告新浪、水军喷子,以及看似吃瓜、实则扮演意识形态触角的群众)都是成组织的,且都是盼着借题发挥的主儿。进步的一方,女权人士显然也期待用这个问题撬动更普遍的反抗(我们左棍就更不消说了,恨不得拉上你俩去支援北叙利亚妇女,哈哈)。这样的局面下,当事二君依然努力构建一种有边界的解决框架,这种对自然法的执念是否应当得到满足?

通过阅读民国报纸,答案已经十分明确了:进步力量要全力支持她们“有界抗争”的愿望——需要冷却话题,就一声不响;需要笔墨官司,就倚马千言;需要资金支持,就慷慨解囊(五卅运动时,解决罢工期间工人的生计问题,是各个支部的重要工作,因此运动才有了长周期大范围的发展)......这在实践中,坚持“有界”姿态,就不易激起反动派的总动员;坚持“有界”姿态,就意味着对意识形态“假装不在场的场域”行使实际占领。

β.即便我们倾尽所有技巧,官司依然有不胜诉的可能。那么我们在整个进程中,还可以取胜的阵地在哪里?答案是:恰在我们失败之处取胜。何耶?这首先意味着国家机器向全社会宣告:“有界抗争”业已无路可走——无论划出一个多小的界限,都会触动意识形态的逆鳞。国家机器从“不在场”到“被迫出场”,能够打破群众“现世安好”的幻想,本身已然是重大胜利。

不止如此,我们要充分昭彰整个过程中收获,如:法律知识的普及,共同体类生活的构建(一起出过力的,要长期成为朋友),“受气包”向“勇敢者”的重构——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这个平平无奇的丫头站了出来,得到了之前忍气吞声所得不到的好处,结识了在大众日常生活中鲜见的“义士”,颠覆了“忍一时风平浪静”的老理儿......进步人士要谨遵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教诲,不要指望直接从上层替换意识形态(喊话带帽之类),而应当跟它争夺“常识”,让群众看似根深蒂固的“本来如此”发生戏剧性地倒错,让意识形态的布景出现穿帮、乱码。将导演逼上舞台救场,局面就可以初步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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