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维舟

为什么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一味想要“纯洁”,那我们将得到贫瘠,容忍杂质、尊重选择,才可能获得丰富。
纽约中央公园纪念李文亮的标志

李文亮医生离世已三年多了,随着疫情的逐渐远去,他的名字现在也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他留下的那句“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至今震撼人心。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能留下一句让世人铭记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永生。

这句话确实说得很好,人们好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几乎没见过对此有何质疑的,但实际上,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深意,恰恰需要反问一句:“为什么?”

可能你也遇到过这样一类人:当他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会搬出这句话作为挡箭牌,然而一转头,他却又可能竭力去打压不同观点。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持有这样前后矛盾的两种态度?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关键是观点的正确性:我的观点是对的,当然有存在的正当性;但他们的观点是错的,谬误为什么要容忍其存在?

这就像是传统的忠奸之辩:好人被打压,要给他们空间,但当这些好人翻身后,对别人照样毫不留情。他们理解的“容忍不同声音”,是斗争中的一种手段,仅限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得到容忍。

也就是说,这些人乍看认可了多元化,但并没有真正走出一元真理观,认定不应容许错误的声音,而应当“正本清源”,与错误言论和谣言斗争到底。在他们内心的潜意识里,恐怕是相反的想法: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纯洁的、整齐的,而众声喧哗则难免是混乱的、掺杂着令人不舒服的“杂音”。

既然如此,那他们又怎么调和两种看法之间的矛盾?答案是:你可以有不同看法,但都得是正确的。在此,“多元化”是指“正向的多元化”,错误的、负面的则被排除在外。

港大医学院对防疫三种话语对峙的形象说明

这确实也不无可能,毕竟对同一件事,不同视角、立场的观点,从其自身出发来看或许都有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如何强调“兼听则明”,在我们的传统里,最终还是得有一个权威一锤定音。

电影《投名状》里的舒城之战,二虎眼看着第一波冲锋的兄弟们惨烈战死,忍不住对大哥庞青云怒吼:“人都快死光了还不去?!”庞青云恶狠狠地回怼:“你给我记住,战场上只能有一个是头!”

这倒也不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但必须服从大局,是最终有利于更好结果的,并不是说你阴阳怪气、乱发议论也能得到容忍。当然,也有一种盛行的论调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乍看是宽容异议,然而这在本质上倒不如说是一种“权力的自信”:开一道口子让你们说,反正也不怕你们掀起什么风浪。

还有一种看法强调,要容许人说真话。所谓“真话”,就是不一定符合主流看法的真实看法。但也曾有人挖苦:“真话?那小孩子说的最率真,你愿意照着他说的做吗?”他一定觉得自己这话非常精彩,在我的留言区里复制黏贴了十几遍,去怼那些不同意见。在此透露出来的意思是:仅仅“真”没用,他要的是正确、可靠、权威,而那势必就只有一个声音,任何偏离的只能是错误、低劣和不足。

这样一来,不同看法就很容易被认为会误导人偏离“正确”认知。有时甚至连那些追问真相的人,也认为有些真相不能公开,因为他们忧虑由此引发“不良社会影响”。

去年底我家人阳了以后,我记叙了那些天的真实经历和感受,随即就有人留言说:“总觉得你有意无意地宣扬这病毒不可怕,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V,这时候讲这些合适吗?”那万一我是重症,是不是也要被指责说渲染恐慌?甚至还有人说:“维舟老师,你逃不过自己的内心,午夜梦回会想起来自己手上也有一份血债。”那意思是,像我这样一贯反对封控的人,要为放开之后的状况负一定的责任。

不仅如此,一旦有了定论,不同的声音就必须消散了。此时你还旧事重提,那最好有点心理准备,难免会被人揣测“居心叵测”。我只是说“新的一年,愿你我自由呼吸”,提到不要遗忘这两年的经历,也有人质问:“都新年了,还在反反复复提旧事,啥居心呀?”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常,看得多了,就会意识到,中国人对异议的容忍度非常低,连日本那种“只要不影响到别人,随便你怎么变态”都做不到,因为中国人认为你不可能不影响到别人,因而有时你连独持异议都显得像是冒犯到了谁,莫名其妙地就有人会忍不住想要来纠正你的“错误认知”。

这三年疫情与当年的非典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非典时期只有钟南山这一个权威,而这次却是各路专家纷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又还未能适应多元化,这就难免导致经久不息的争论。

有些人相信钟南山,因为非典时留下的印象,因为他能摸索一套适合中国人的治疗方案;也有些人认为,吴尊友堪称“国士无双,鞠躬尽瘁”,因为他本人看多了国内基层公共卫生的状况有多薄弱;还有人喜欢饶毅,相信他为防范不可预测的病毒学后果而主张继续封控,才是最科学、谨慎而万无一失的。

争议最大的可能是张文宏。大体来说,信张文宏的人,想法是“我自己觉得他可靠”;而反对他的人,则攻击他的专业能力(“看合订本是不及格的”,“术业有专攻,公共卫生他不精,还是不要乱当专家吧”),讽刺他是作秀的“网红”,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他误导他人。

“远方青木”的一位粉丝说,吴尊友才是正儿八经的流行病专家,张文宏只是肝病专家,虽然被捧为“敢说实话”,但当吴尊友日渐消瘦的时候,他却日渐肥胖。一位饶毅的支持者在我面前激烈批评张文宏“不专业”,没有在一线看诊,却无视饶毅本人既非公卫专家,更不是第一线的医生。

不论是哪一派,确实有不少人都是认真想过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与其说是观点的分歧,倒不如说是对权威的态度:一些人在意的是身份、资格的权威性,相信好的权威必须绝对正确(这一点和饶毅高度一致),并承担起无限责任,而他们自己却不需要独立做出选择并为此负责,只需要信任权威就行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疫情放开后,网上满屏都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疗法和禁忌,有朋友抱怨:“虽然说谁相信就可以去做,但感觉大大拉低了国民的平均科学素养。”但仓促之下,这样的社会反应才是正常的,西班牙流感时,也有各种疗法顺势而起,因为当科学遇到点麻烦时,任何方案都有人愿意一试,毕竟有总比没有好。

没有必要强迫人们“正确选择”,每个人都可以自行选择,学会为自己选择的后果负责即可——哪怕选择继续封控在家。有人找我长篇大论批评张文宏,那没关系,你当然不是非得信他,去找你认为可靠的专家好了——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多元选择是不存在的,只能步调一致(这样的人往往也讨厌上海当初自搞一套什么“精准防控”)。在国内的现实中,这确实不容易做到,但不论如何,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个人选择才是更好的可能。

说这些,现在已显得像是乏味的陈年旧事,之所以还有必要重提,是因为我想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教条,它是痛切的教训。有人说它原本是常识,“而如果常识已沦落为用勇气来捍卫时,那么则说明常识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东西”。的确,这乍看是常识,但它之所以可贵,就在于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认知。

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说法才能存在,因为当新事物、新挑战不断涌现时,其实我们谁都无法判断某种看法是真实还是虚假——别忘了,说出真相的李医生,当初也被视为“传谣”。这三年来,谁能保持一贯正确?哪个人的认知不是被刷新了一次又一次?

即便选择了信从某种信念,也并不意味着就局限于此,相反,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考虑与自身信条的各种看法是极其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一种对多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及随时保持灵活选择的调适能力。

在彼此隔绝的小农社会里,一个人或许能幸运地一辈子认准一个死理,但到了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强行的整齐划一只会导致可悲的沉寂:所谓“沉默的螺旋”,就是指社会上只存在单一的观点,其它一切都被压制、淹没,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曾经历过那种“可怕的单一化”的作家普里莫·莱维说过:“为了轮子要转,生活要过,杂质是必要的。肥沃的土壤之中,要有许多杂质。异议,多样,盐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法西斯不要这些,禁止这些,因此你不是法西斯分子。它要每个人一样,而你就不。世上也没有无尘的贞德,若有也令人生厌。”

是这样,一味想要“纯洁”,那我们将得到贫瘠,容忍杂质、尊重选择,才可能获得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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