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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码何以被一再滥用?

所有这一切,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只要这些机制没有改变、清零的防疫要求不改变,那么健康码被滥用,无非是“下次在哪里”的问题。坦白说,这个问题无解。

​昨晚,河南民权县发布通告,为确保疫情风险不外溢、在全员核酸检测中不漏一人,决定实施“全域人员赋码管理”,其中7个高风险区的乡镇街道人员赋红码,剩下的统统赋黄码。这意味着,一夜之间,全县所有人哪儿都去不了了。

这一简单粗暴的做法,今天已被商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紧急叫停。但不管怎样,影响已经造成,这一事件似乎再次印证了人们普遍的担忧:虽然上面三令五申,但总有一些地方,随随便便就给人赋红码、黄码了。问题是,为什么健康码一再被滥用?

尽管很多人往往把这看作是当地一时抽风的乱作为,但看似奇怪的是,如果你考虑到他们的处境,这却可能是一个理性的决策。

看看民权县这一轮疫情形势,你就有数了:7月25日,该县正式通告2例无症状感染者,从7月30日起每天新增两位数,到昨天已累计确诊感染者224例,并外溢到了相邻的宁陵、永城两县市。如果你是决策者,你怎么办?

虽然当地这一轮疫情所有确诊者都是无症状,别说危重症,连轻症都没有,但“清零”的绝对要求可想而知对当地的防疫决策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想把疫情控制在本县范围内并实现清零,这两年来唯一的办法看来就是一轮又一轮地全员核酸,反复筛查、隔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得阻断流动,最好是全域静止。

到了这一步,距离“赋码”也就只差捅破一层纸了。无论是去年江西铅山县下令全县交通信号灯都改红灯,还是河北邢台等地在零感染的情况下实施“全域静态管理”的演练,目的都是一样的:在紧急事态下,实施临时管控,确保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筛查。

河南民权县全员核酸

此时,对决策者来说,选择是一目了然的:赋红码、黄码确实简单粗暴,但它管用,甚至是急切之下的仅有选择,更是很难拒绝的诱惑——毕竟,如果你克制住不用这最后的手段,那万一有人漏网,疫情再控制不住,那可能几天内就掉乌纱帽了,但赋码却不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谁会因此被革职吗?

即便现在被“立即纠正”了,但对当地决策者来说,姿态也已经做足:我已经不惜采取一切最坚定的措施来阻止疫情蔓延,现在上面叫停,那好,皮球踢给你了,请上级发布更好的防疫指令,我照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至少不会因为“防疫不力”而落马。

健康码之所以被一再滥用,归根结底就在于当前防疫要求的内在矛盾:地方上的决策者承担起了全权之责,一旦无法控制,唯你是问,这迫使他们尽一切可能去阻止这样的事态发生;与此同时,健康码的管理本身就已服从政治上的需要,那就很难指望各地能抵抗住诱惑,不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效管控手段。

今年春,我曾听南方的朋友讲过:以往当地有人进京上访,要把此人阻截回来,平均一个人要耗费2万元,但现在就简单多了,只要给他/她赋个红码,保准哪里都去不了。

曾因今年初迅速封城而被网上赞为“中国城市天花板”的深圳,日前推出了“团体码”,只要一人没做核酸检测,全幢楼都会被赋黄码。当然,其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应检尽检”,但毫无疑问将赋黄码的范围任意扩大了,牵连到了原本无辜的人。

在此,赋黄码已变为一种迫使所有人服从核酸检测的行政强制手段,不仅无视了个体权利,甚至以集体责任制来给个体施加压力。虽然深圳早就已经依靠不间断的核酸检测才能维持城市正常运作,市民也一直很配合,但“团体码”的推行,也算是达到了新的极致——你可能会赫然发现,因为自己某个不认识的邻居不知何故没去捅一下喉咙,你现在连家都回不了。

因此,虽然民权县的事出来后,不免有人嘀咕:“怎么又是河南?”因为之前河南之前已发生了不止一起给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的事,但这绝不只有河南才会发生。也许是有某些地方的政治生态更缺乏相应的制衡,但从技术上来说,在必要的紧急情况下,它完全可能降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头上。

面对这种状况,有什么办法吗?

理论上来说,最合理的应当是“让医学的归医学,让政治的归政治”:防疫怎么做才对,应当尊重科学,按专家的意见来做。这不仅可以避免无谓的误伤,就算疫情没防住,那也是专家的责任。

为了防止健康码被滥用,它原本应当由当地卫健委根据医学逻辑来处理,但这本身就意味着医学的话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可以据此抵制不合理的行政指令。

国内的现实我们也都清楚,别说小地方缺乏医疗资源和传染病专家,就算是在上海,最终是什么情形,我们也都看到了。简言之,“防疫太重要,以至于早就不止是医生的事了”,万一没防控住,哪个专家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

也就是说,这事的症结其实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无限责任制,但假如有一套标准处理程序,地方防疫人员只要照着这样操作了,就算最终结果疫情没防住,但他们在程序上没做错,也就不该被追究责任。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认真按程序办事。然而,这很容易被看作一种天真的看法,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是,只要出了事,那就是你的锅,逃都逃不掉。

在现实中,要让地方决策者不能任意赋红码、黄码,最有可能的演进可能是把权限收上去:既然赋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如此之大,涉及个体方方面面的权利,那么这至少应当由省一级乃至国家卫健委才能决定。当然,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工作量也会随之集中,而此时就更难迅速做出判断和决定。

你看到了,所有这一切,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只要这些机制没有改变、清零的防疫要求不改变,那么健康码被滥用,无非是“下次在哪里”的问题。坦白说,这个问题无解。

普通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那大概就只能是尽可能去一个底线高一点的地方生活了。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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