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精明

这两天，一位上海市民与浦东疾控中心专家的录音对话已传遍全网，科普作者刘夙发现了其中的一个细节：那位市民在20分钟的通话中，说了不下25次“老百姓”。诸如这样：

“我想问一下，我们作为老百姓，……”

“不仅是我们老百姓的买菜问题，……”

“作为老百姓，请你们体谅一下。”

“我们作为老百姓，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申诉了，请领导你给我一个方案。”

“大家都是老百姓……”

刘夙据此认为，这种下意识的称呼“掩盖不了他骨子里还是传统帝国的一位顺民的事实”。他说：

在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本应该有“公民”，不应该有“老百姓”；本应该有公民对政府的合理的、理直气壮的问责，而不应该带着乞求的态度，要“领导”（这个词他也说了几十次）开恩，解决他的问题；本应该有公民通过互助结成的自治团体，在面对疫情之类突发事件时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有效解决公民自己的问题，而不应该让所有人在灾难面前都只能成为束手无策的一盘原子化的散沙。

应该说，他对这一细节非常敏感，也足见他的公民意识很强，但坦白说，我认为他误读了。因为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真正缺乏公民意识的顺民，根本不会打这么一通投诉电话，也不会一开始就想好录音。

在中国社会中，自居为“老百姓”不一定就是卑微的，至少这段录音里，这位市民一开始绝非“乞求”的口吻，同样也是理直气壮、乃至咄咄逼人的追问。那么，怎么理解他一再自称为“老百姓”？

其实细想一下就能明白，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中，自居为“老百姓”，就意味着让对方背负起一种道德责任。说白了，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你有责任为我主持公道，否则你就不称职，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这是一种精明的“制度套利”行为。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在他那本《被统治的艺术》中发现，中国人自来就善于利用不同规管制度之间的差异，或者某人的真实处境与他在规制中的身份的差异，为自己谋取利益。

举例说，假设某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草药配方，如果以之作为药物售卖，则会受到相应规管制度的严格约束；如果以之作为食品售卖，相应规管制度则宽松一些。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的运行并不基于普适的法律规则，人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在复杂的博弈中需要随时“看情况”来定：

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物。国家也非有意的，乃至协调一致的行动者。国家并不与民众互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民众极少感觉到国家在和自己互动。民众的互动对象是国家的代理人：官员和胥吏。

当民众互动对象为官吏时，自称为“老百姓”，在中国社会是常有的事，但这里的重点在于：同一个词汇，不同的人在不同语境下，含义是迥然不同的。

不论那位市民自己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是以双重身份出现：他打这通电话、预先录音，本身就是在诉求自己作为公民的应得权利，且这种权利意识还比一般人强烈；然而，他又自觉不自觉地一再提到“老百姓”，因为在中国社会，这隐含着一种“你作为领导要帮我解决问题”的强烈道德施压。

这是我们在中国社会都不陌生的现象：一个人口头上的卑微，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卑微，而有可能他/她只是利用这种卑微来更好地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也完全不妨碍他们转身就是另一副样子。

平常所谓的“田园女权”，就是如此：一个女性说“我是女人，你得让着我，女士优先”，但你以为她真的接受两性不平等吗？也不见得，因为在别的场合，她又坚持男女平等的现代权利都不能少。不如说，她们是在巧妙地利用不同的处境来争取自身的权益。

我这么说，并不是谴责他们，在一个尚未完全以法律来规范人群行为的社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必不可免，“精明”也未必是坏事，如果不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那才是更糟糕的。

那段录音听到后面，我们也能感受到对话气氛的微妙转变：专家始终平和克制地说出自己所知的真相事实，而那位市民也逐渐平息前半段的道德施压姿态，缓和下来。从第15分钟起，“百姓”只提到了4次，其中最后两次已经不是施压，而是重复感叹：“现在对老百姓最苦，说白了还是老百姓最苦。”

毫无疑问，对一个事件、一个行为的解读，不同的人可能有大异其趣的角度。有些人听了这录音大怒，觉得这男人太卑劣，偷偷录音，讲到一半才告诉对方，而且还是发布录音而非文本，这会害了那位专家；但也有人觉得，他讲到一半居然还主动告诉对方自己在录音，而专家也居然同意他发出来，两个人都很体面，而那位专家的名字越多人知道，她才越安全。

不论如何，我本人感谢他们能公开这段对话，让公众知道更多真相。那位专家的敬业、勇气自不必言，“老百姓”的精明有时也是必要的，因为他看起来是在捍卫自己的权益，但也是在捍卫我们每个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