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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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为什么不封城?

封城变得既没效率(代价高昂,却很难防得住)又没必要(毒性低),是时候探索一个新的防疫模式了。

上海这一波疫情仍未见底,昨天又新增45例本土确诊、2631例无症状感染者,仅最近8天,就已累计报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超过1万例。

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西安上一波疫情如此凶猛,以至于成为全国自武汉之后首个封城的千万人口级别城市,但从去年12月9日爆发到今年1月19日实现社区动态清零,西安报告的累计本土确诊病例也只有2050例。

当然,上海的数字经常高达98%以上都是无症状感染者,但不乏有人对此深表怀疑——“无症状感染者”不也是阳性吗?在有些人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一说,上海其实就是把轻症一律算作“无症状”,只是标准就比较主观,这样一分类,显得数字好看一点罢了。

正因此,这两天来有一个问题都上了热搜:“上海为什么不封城?”

昨天,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说,上海之所以不封城,而采取重点区域+非重点区域,核酸检测+抗原自检的方式,是被逼出来的一种探索:

我也看到网上有人建议,咱们就下定决心封上三五天,封上一周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上海我们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甚至于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

她呼吁,上海市民应当展现出应有的大局观,认真、仔细地自检,“最快速度实现城市的动态清零,用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恢复日常的生活”。

这番话并未消除所有的质疑,反倒招致了新的质疑,因为在有些人看来,这像是在说上海“大到不能封”,是在搞特殊。这些质疑的声音倒未必怀疑上海能在不封城的情况下控制住疫情,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觉得只要上海不封城、不清零,其它省份就可能受其疫情外溢而被波及,到时他们可没有上海这样坚持不封城还能运转如常的本事。

同样是最近爆发疫情,前一阵深圳就封了7天,很多人都拿出两座城市逐日公布的感染人数做对比,“数字说话”,看起来是一目了然的:上海的“精准防控”下,新增无症状不断攀升,而深圳已逐渐回归个位数。

当然,深圳封7天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这座城市的经济活动停转一周,经济成本就是600亿,前后筛出不到600个确诊病例,相当于人均1个亿。

且不论代价如何,真正的关键在于:一轮又一轮的“封城”,说到底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之举,很难常态化。

日前有人问我:“我们吉林都全域静止了,但还是日增好几百,我无法理解,到底还有哪里没做到位?”

我不是公共卫生专家,对吉林防疫也不了解,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隐约有一个感觉:我们之前的老办法,已经没法应对新问题了。

即便是封控,毕竟也不可能出现一例就全城、全省人都静止不动,势必还是需要通过流调快速甄别出该封哪些地方,并通过全员核酸早发现早隔离,至少实现“社会面清零”。然而这有个基本前提,就是甄别、封控的速度比病毒传播的速度快。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波的Omicron BA.2毒株感染速度极快,潜伏期短,很难追踪,但毒力明显降低,上海近六个月来收治的2266例病例中(大多境外输入,94%打过疫苗),重症仅0.1%,危重症和死亡则为0。

在这种情况下,封城变得既没效率(代价高昂,却很难防得住)又没必要(毒性低),是时候探索一个新的防疫模式了。

上海当下的防疫策略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采取的不是封城策略,而是不断在做滚动筛查。最终拐点必定会出现。”也就是说,通过网格化的有限封控和不断筛查,让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期间自行痊愈,同时发放自测试剂盒来缓解检测压力,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刀口上。

与封城相比,这意味着不再追求马上出现拐点,通过“雷霆一击”将病毒赶尽杀绝,而是接受认识并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优先确保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流动性,只要病毒能被抑制在可控的较低水平上就行。简言之,这追求的不是“绝对安全”,而是“相对安全”。

实际上,根据医学常识,一个人就算癌症痊愈,体内仍会有癌细胞潜伏,但只要它不在特定情况下被激发出来,他/她就感觉不到自己得病了。然而,虽然医学上是这样,但中国人通常的心态却是:只要没彻底清除,就总觉得心神不宁。

可以想见,这样的做法注定招致激烈争议。看到网上有人说,“全国羡慕不用一刀切封控的群众数量非常大”,并且“要封城很容易(但会很被动,非长久之计),而不封的情况下把它控制住才难(一旦成功,长久且可持续)”;但也有人嘲骂:“别吹了,本魔都人都觉得这次就是没做好。”

上海防疫(图源:路透社)

不难看出,这个新模式也需要冒巨大的风险。微博用户“牛津小裁缝”就坚持认为,上海探讨防疫新模式不可行,这会造成国内各区域的防疫政策无法保持一致连贯,到头来可能区域壁垒越来越大:

由于人是动态流动的,假如上海这种模式是存在的,针对上海一地的防疫政策,溢出的潜在可能性会非常大,因为上海和全国各地的交通非常紧密。这种模式初衷可能是将实验限制在特定地点,但实际效果往往不可控,这意味着会对相关领域或邻近地区产生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他的结论是:“溢出效应可能相当大且难以控制,并可能影响防疫的监测和评估”,因此他认为,“要么就统一放开,要么齐心协力管控”。

他的说法值得认真看待,毕竟他所担忧的情况也确实已在各地出现了苗头;然而,任何新模式都可能有风险,如果不允许探索,不断总结优化,又怎么能一下子“统一放开”?

昨天,胡锡进发文说,“上海是最有条件探索的城市,中国需要它的这份样本”。他觉得,与其围绕这些不断争论,不如让“不同城市在当前情况下试一试不同的办法,这是有益的”。

如果我们终将开放(我想大部分人都受不了余生就此在封控中度过),那么迈出这第一步就是必要的。此刻我们应该看到的,不是“上海输了”,而是它如何顶着巨大压力开辟新的道路,因为这一次,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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