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可能是近十年来最失落的省份之一。全国都在热议“东北衰落”，而在东北，黑龙江的衰落迹象又尤为明显。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年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行榜”，黑龙江2011年还排在第18位，处于中游，短短四年后的2015年就掉到了下游（第26名）。以人均GDP论，2005年黑龙江还是超过全国平均线仅有的12个省份之一，但到去年就只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59.7%，排名倒数第二，仅勉强高于甘肃。

这种落差与变化，本地人当然最有感触，也早就在默默地用脚投票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是2010-2020这十年间人口流失最严重的省份，共减少了646万人，下降了16.87%，除了吉林之外，另外四个省份即便人口负增长，也都没超过5%的幅度。不仅如此，黑龙江还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地市都出现负增长的省份，连省会哈尔滨都不例外——事实上，哈尔滨也是这十年里唯一人口负增长的省会城市。

盛衰的根源

人口的消长对黑龙江而言有着与其它省份相比更为突出的指标性意义，因为一部黑龙江的历史，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部移民史，人口的输入与流出，与其经济的盛衰起落紧密相关。

这片黑土地虽然极其肥沃辽阔，但因为地处极寒，早年非常荒凉：晚至1887年，全省4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30万居民。随着中东铁路、哈大铁路于1903年同时贯通并交汇于哈尔滨，黑龙江才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哈尔滨，迅速从一个松花江边的小村庄崛起为国际商埠，特别是俄国革命后白俄的涌入，民国初期一度竟有33个国家的16万侨民聚集于此，便利的交通和充足的工作机会又吸引了无数内地移民。到1945年，全省人口已暴增至800万人，1949年首次突破1000万，达到了1014万。

这还只是个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黑龙江资源极其丰富、工业基础完好，又靠近苏联，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中都是一马当先，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更使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到1983年，黑龙江铁路营运里程达到4816公里，铁路正线延展里程5825公里，均居全国首位；同年，哈尔滨站年日客流量在全国位居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直至1980年代初，哈尔滨无论城市人口还是经济总量，都是当之无愧的全国前十大城市之一。

那是黑龙江最辉煌的岁月，经济一片向好，紧缺人力，而从全国各地奔赴黑龙江参加建设的，也大多都是青壮年劳动力，都不需要考虑什么养老的负担。很多人都已不记得，黑龙江也曾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1949-1985年间，全省人口大增231%。在那之后，缓慢的失血过程就开始了：1985-1990年的五年间，黑龙江净迁出26万人，这最初的涓涓细流，到如今已变为洪流。

以1985年为界，前36年和后36年，对黑龙江人来说真是冰火两重天。此前如此繁花似锦，也让很多黑龙江人至今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很多人强调本省勤恳奉献了许许多多，但如今“老工业基地”却被遗忘了；有的人谴责官僚机制不够灵活，没能搞活经济；还有些人归咎于计划经济太根深蒂固，以至难以适应市场化转型；更有一种看法认为，东北人只是太“实诚”了，在市场经济时代玩不过“奸诈”的南方人，但这并不是东北文化本身有什么问题。

无论怎样，这些看法都在有意无意中假定：之前的辉煌是“正常”的，而当下的衰落则是异常的，需要做出特别解释。然而，那时的全盛恐怕才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本身是不可持续的，那种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往往并不是着眼于本地经济的有机成长，而是服从于国家“大局”的需要。既然如此，那么当“大局”发生变化时，它就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如今回头来看，黑龙江后来的衰落，其实在之前的全盛时期就已埋下了根源，那是某种“资源的诅咒”：黑土地的农林矿产资源都太丰富，虽然在当时看起来盛极一时，但却造成一种相对单一化的经济结构，尤其依赖于初级产品，而在此基础上加工、设计的二级工业和服务业，却迟迟没能充分发展起来。

当一个地方的经济向更高层次转型发展时，这是尤为关键的一步。像瑞典、芬兰原本也是靠森林资源卖初级产品的，但后来在木材加工的基础上发展造纸业，电信巨头诺基亚就是这样起家的；又或结合北欧设计，发展家具产业，这催生了宜家家居。反过来，像阿根廷也生产粮食、矿产，20世纪初一度甚至是与美国并列的富裕发达国家，但它过度依赖于此，到后来终于渐渐陷入长久的经济不景气。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很多人对阿根廷也并无留恋，能走的都走了，这又使它更进一步陷在泥潭里。

很遗憾，黑龙江目前的情形更接近于阿根廷而非北欧。但这样的对比也可以让我们明白：它并不是没有出路，只不过需要在了解清楚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整与选择。

找到比较优势

经济学家姚洋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一书中曾说到：“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十年来各省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就会发现，每个省都在回归自己的比较优势。那些土地禀赋相对较多的省份，尽管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产值较高（如吉林和黑龙江），现在它们在全国的地位也趋于农业省的方向发展；而那些土地禀赋相对稀缺的省份，尽管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被确定为农业省（如浙江），现在它们也正在变成工业省。”

这是他十年前说的，他所预见的这种趋势在此后甚至加速发展了。黑龙江虽然还背着“老工业基地”的光环，但这些年经历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进程：2000年全省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11:59:30，这一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甚至还比上年增加了3.8个百分点，然而到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就调整为13:50:37，到去年，则变为惊人的25:25:50。不难看出，在近十年里，黑龙江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已衰落到仅占四分之一，而农业、服务业大幅攀升。

像这样的情形，并不只出现在黑龙江，同为工矿基地的四川攀枝花市，2010年全市产业结构还是4:74:22，工矿产业占绝对优势，甚至2014年仍是3:74:23，无甚变化，但到去年已戏剧性地转变为9:54:37，短短四五年间，工矿业产值急剧相对衰落，农业产值份额增至三倍，服务业也迅猛发展。近年来攀枝花倒是以芒果出名，2010年还曾被农业部授予农产品地理标志——但尽管如此，这两年的该市统计公报中，也只字未提“攀芒”。

实际上，日本北海道的盛衰也近似。和黑龙江一样，北海道自近代以来也经历了从“荒无人烟但资源丰富”到急速发展、随后又盛极而衰的过程，并且同样曾以农业、工矿业为支柱产业，人口增长率一度仅次于东京，但近些年却面临着不断的人口流失。日本的经济转型更早，北海道在传统产业之外，就尤为注重培育自身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基于优越自然条件的生态农业、酿酒业和旅游业。夕张推出了名产蜜瓜，让这座原本已资源枯竭的煤炭城镇名声大震，带动了许多周边产品，为当地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1995）、冯小刚喜剧《非诚勿扰》（2008）上映后，作为外景地的北海道更是吸引了大批“剧情观光”游客。

黑龙江的自然条件也相当优越，“北大荒”是全国的粮仓，大兴安岭则是最大的森林宝库。不过，黑龙江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是：它虽坐在金山上，但却没有面向市场推出高品质、高价值的农产品。它是中国大豆主产区之一，但有时却卖不掉，而中国每年仍然要从国外进口多达9000万吨优质大豆；它也是率先引种、推广名贵西洋参的省份，但当时药材公司规定，只收国外进口的西洋参，结果是外商收购后，贴上商标再转手卖给中国人，堪称奇谈。

的确，黑龙江原本的工业基础厚实，但这却绝大部分都是重“国计”而轻“民生”的重工业，黑土地上产出的丰富农矿资源，并没有催生出像家具、造纸、酿酒等在原材料加工的基础上更高附加值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很少人听说黑龙江在这些领域有什么著名品牌。可以说，以往这种过度注重初级原料的粗放型经济，其实是把本地的资源贱卖了。

这些年来，黑龙江的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比重连年攀升：2005年还仅有5.1%，2010年增至8.6%，2019年就到了19.7%——但旅游大省云南的这一比重高达47.5%，旅游总收入是黑龙江的四倍，足见差距。这还不仅是在吸引游客数量上，更是旅游体验品质上的差距。雪乡和亚布力滑雪场前些年的风波，都损害了黑龙江旅游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没有提升改善，那它就更难吸引到投资者和高端游客。

去年以来的疫情不仅打击了旅游业，也影响了黑龙江的另一个经济支柱：外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黑龙江有多达25个开放口岸，其中17个也是旅游口岸，但在边境关闭后，原本热闹的黑河、绥芬河等口岸都遭受了重创。这更促使黑龙江必须转向有机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只靠粗放型的掠夺式开放或一锤子买卖，而要转变观念，提升品质和附加值，明确自己真正不可替代的优势。

当然，这无法让本地经济迅速好转，但就像北海道的转型之路所启示的，尽管当地人口仍可能流失，但至少可以有所减缓，同时发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新增长点，既吸引移居者和游客到来，也能让留下来的人享受到更好的生活，参与到新的机会中去。这才是一个地方逐渐恢复平衡与生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