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瑜的悲剧

1

2月6日，曾获得多项新闻大奖的记者马金瑜，在远嫁青海多年后，忽然又一次在公众视野中现身，但这一次，她却是以家暴受害者的形象出现。

她以前是新闻的采访者，现在则成了新闻的当事人，而这甚至是个更大的新闻。

虽然这两年来，随着女权的兴起，“家暴”这个话题本身就已逐渐引起社会关注，但马金瑜事件引发的关注点还并不只是涉及家暴，因为此事最具冲击力的其实是她前后遭遇的落差：一个已有相当成就的高知女性，为了一见钟情的爱情，在相识40多天后就闪婚，但这样一个童话的结局却如此残酷。

因此，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议，大抵是由一个巨大的谜团引发的：这事按理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

于是，有些人相信其中另有隐情，有些人怀疑马金瑜此时披露的动机，而更多人则震惊于连知识女性都未能独立自主地维护好自己的权利——但无论是哪一点，马金瑜都处于暴风眼。

有女性朋友愤愤地说：“马金瑜事件，给人的感觉是舆论都在说她，似乎是她没做对、没做好，而那个家暴男被说得反倒不多，甚至当地没及时施以援手的机构也很少人批评，为什么？”

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人们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了解，认为某些东西（家暴男根植的社会、地方机构的救助能力和效率）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善的，个人只能靠私力自我救济，规避风险。

这样，结果就是人们都默认对那些不能抱希望，而只能怪女事主自己。但这其实跟女性受到骚扰后，反被责怪是自己不注意没什么不同，指责受害者无法带来改变，只有撼动那看似铁板一块的结构才有希望。（2月7日）

2

现在很多评论中，马金瑜似乎已被标签化为一个“被爱冲昏头脑的文艺女青年”，事情恐怕不会只是这么简单。我不认识她，但我相信，很多人做出的选择都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总和。

我隐约觉得，她是一个“无我”的人：不太计较个人得失，不惜为某个宏大目标燃烧自己，那可以是一份理想、一种信仰（爱情也是）、一个事业，为此她可以毫无保留、无条件地全力投入。

所以她2017年（在已经被家暴的情况下）对一群大学生说，如果认准了，“你们要相信爱情，不要怕冒险，哪怕下一步是悬崖，不要怕，跳！”

这样的价值取向，使她能深入到别人不愿、不敢去的一线，采访中国最底层的真相，成为最好的记者；也使她为了自己心目中的真爱，一再屈抑忍让，此前她就在各种采访中反复赞美藏族女性无私奉献、勤劳忍耐的品质，可见这正是她自己理想人格的投射。

但这样的个性，其实不太适合经商，因为经商恰恰需要“斤斤计较”，这也解释了她做藏货电商，结果欠下百万债务，而或许又是因为她为人如此，那些借钱给她的老朋友仍然对她很宽厚。

如果是这样，那她也可说是很本真的人，也很有勇气，不是说她“无脑”，因为她这样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一般人难以感受到的。可以想见，要不是彻底幻灭，她是不会撤退的，所谓“轻伤不下火线”；恐怕也正因此，她之前明明有发声渠道，却并未求救，而现在这样，说明连她也已无法忍受了。

某种意义上，她这么想没有问题，但却需要她遇到对的人、做对的事，需要社会保障机制确保不至于有难以预测的风险让个人全部承担，然而在如今这个犹如“黑暗森林”般的社会上，一旦越出边界就只能“风险自负”，闭眼往下跳就变成好像蹦极时没系安全带。

她是1978年生的，在XJ长大，在她的成长环境中，这样的价值观或许还是主流，但更年轻的一代渐渐就少了，以至于老一辈要呵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们对要求无私奉献牺牲的宏大话语越来越心有疑虑，代之以理性的自我计算，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两说了。（2月8日）

3

从界面新闻那篇《马金瑜回应质疑》来看，她的早年生活应该对她影响很大：对“吃苦”的坚忍、对质朴生活的向往，以及一种对底层社会的本能共情。这更证明，她当初的选择不是“情感丰富、想像浪漫”的“文艺女青年”一时冲动，恰是某种近乎献身之举，也因此，这一结局更具悲剧色彩。

她的话也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若非彻底幻灭，她是不会松手的：

最初的那一点点美好，始终让我觉得他心里还是善良的，应该不至于会这样。最后所有不愿意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如果不到最艰难的一步，我觉得咬着牙能撑住。

为什么像她这样出身贫寒、又做了14年社会新闻调查记者，按说对底层社会再了解不过的人，人生会踏入这样一个陷阱？答案可能在于：她被自己的理念困住了。

虽然她看到过很多现实，但她又抱着一腔热血，想要做点什么，从她以往的谈话中也能察觉到，她有一种救世心态，关心的事物很多，但唯独不太关心自己。这种人甚至可能觉得关心自己是羞耻的，却像陈丹燕《独生子女宣言》中说的，“担心自己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开满鲜花的心交给他”——当然，那个“他”也可以是某个理想。

这样一种个性，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不多见了。在她的事爆出来之后，网上不少人坚持要“看证据”，不相信她作为多年记者，竟然连家暴留证据都不会，还有人质问她此时披露的动机，特别是众筹还债用意何在。这些争议都表明，在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一个人单靠自己“良心”是无法交代得过去的。

这或许对她也是生动的一课，在人生43岁之际、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历了生活的毒打和惨痛的教训之后，她终于迟迟明白了，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自己所能推动改变的很少很少，她无法代表别人，只能代表自己：

也有同事说我，做了一个社会实验，一个理想主义的实验。我没有反驳，因为我内心真的是想能做点事情。我只是单纯想，好不容易让她们有工资了，能挣点钱，能抬起头来了。但后来，她们又回到原来的境地去了。[……]我不是青海的代表，也不是底层妇女的代表，我只是我个人的悲剧，我把个体的悲剧写出来。

从这些话来看，她内心的自我意识终于觉醒了，不再为别的什么宏大目标忘我奉献了。这里的双重悲剧在于：她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和巨大的幻灭，才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如今抽身退步也不失为好事，但又正是原先那种“无我”的个性成就了她，而今她可能就变得没那么特别了。

就此而言，她那篇《另一个“拉姆”》的标题错了，她不只是另一个家暴的受害者，她是开始做回自己的马金瑜。看起来吊诡的是，如今她强调这只是“个人的悲剧”，但其实却反倒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代中国人的重新自我认识。（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