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父权制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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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听人讲了一件一言难尽的家事。感谢当事人的信任,我将这个故事发出来。

以下根据她的口述整理,照旧以第一人称叙述:

除夕之夜,我正在看春晚。看到第五个节目,因为有我喜欢的小明星出场,我就很开心,但是家里晚宴还没散,所以我就拿着平板电脑在餐桌上看。坐我旁边的二伯也边吃边扫一眼屏幕,并没有说吃饭不能看节目什么的,我们甚至都说这些年的春晚很无聊,越来越不好看。
然而,就在我喜欢的艺人出场时,他瞥了一眼说:“你就喜欢这些娘娘腔,涂脂抹粉的另类。”
我说:“没有啊,他们在生活中也很阳光好动。”
他嗤之以鼻,说:“还阳光?男人不像男人,没有男子气概。”
我问他什么是男子气概。他反问:“你觉得呢?”我说:“人品好、善良就够了。”
他说,你喜欢的东西违反了公序良俗。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爱好是什么,我只是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看了个春晚喜欢的节目,我就违反公序良俗了。我说,那古代妇女缠足不也是你说的“公序良俗”?他说我狡辩,以为自己读了书就了不起了。
他说:“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要是你喜欢的这些娘娘腔对社会有贡献,我就不说什么了。要是打起仗来,这些人有什么用?能解决中国芯片落后的面貌吗?”我说,那现在是和平年代,总有追求美的权利吧?
我爸在旁边突然说了句:“你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我听了这话,非常伤心。我大学读的也是人文学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也绝不是对社会、政治漠不关心的人,觉得这真的很侮辱人,一下子泪水涌上来,就带着哭腔质问我爸:“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他说我是被煽动的年轻人,在一些社会问题上认识模糊。他说:“你知道美国对中国做了什么吗?知道国际局势有多动荡吗?你不知道,你就迷恋这些娘娘腔。”
我懒得辩解说,自己喜欢的明星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什么好的气质,因为大环境下追星女生的无知盲目的形象好像是公认的,但我强调,就算是少数人的爱好,也有存在的权利,你们也要抹杀吗?
我爸说:“要是你愿意为少数人的权利奋斗终生,你就去做,我们家没这个条件。”二伯冷笑说:“权利?黑人的权利是争取来的吗?是人家施舍给他们的。你要什么权利?你怎么被压迫了?谁压迫你了?”争执中,也不知二伯受了什么刺激,当场把我赶下饭桌,要我滚出去,说:“我们家里没你这种人。”
我对我爸说,你说我“商女不知亡国恨”,这话不对,他说,错就错了,你想怎样?我说,我算是把你看透了。也不知这句话怎么戳中他们了,我二伯上来就给我几耳光,说是帮我爸教训我。
这个除夕之夜,真是太难过太委屈了,我完全想不通,就算对我喜欢的明星看不上眼、不屑乃至愤怒,为什么要在大年三十的家庭聚会上把我赶出饭桌?奶奶都躺在地上了,二伯还在厨房里摔碗。我一年就跟二伯见一次面,凭什么打我?我都成年了。这是春晚上的节目,中央台也没不让上,更不是我决定的,我只是在看节目而已啊。
真的很害怕,急怒中,我大概说了他们不尊重女性,二伯说:“我没有不尊重女性,你不值得我尊重。打你的时候就没把你当女的了,都是小辈,该教育就教育。”
我到现在也想不通,怎么就能从追星一直扯到“国际局势千变万化”,争论的东西范围之广,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大年初一也没法过了,想到他们我都恶心得吃不下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第一天来到这个家。

可能只有中国家庭中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更进一步说,可能只有当下这个转折时期的中国家庭,才会面临这样的代际冲突

当事人跟我说,她怎么也想不通,“简直用我长这么大所受的教育都无法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离谱程度无异于走在路上平白无故被人捅了一刀,就因为穿的衣服他不喜欢”。

的确,她从这个角度是没法想通的,因为这个理念已经内在隐含了多元主义:你喜欢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冲突的爆点恰恰就在这里,这是年轻一代的权利主张,但却是父辈不予承认的。

故事里的爸爸和二伯,为什么会暴怒?简言之,他们从细微之处察觉到,自己所认同、捍卫、守护的秩序出现了动摇,而他们竟然无法说服晚辈信从,这本身又证实了秩序动摇本身,最后他们发现,只能诉诸暴力来压服。

就此而言,他们虽然试图表现出威严,但实际上却是出于遭颠覆的恐惧;乍看是在重申男性气概,最终却损害了“男性气概”的信誉——因为使用暴力适得其反,不仅没能让晚辈回归秩序,甚至更强化了她的质疑。

为什么明星的“娘娘腔”会让他们如此不满?因为儒家“礼”的秩序是一种“角色本位”,强调每个人都要按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规范来做人做事,这样才能天下太平。通俗地说就是“男人要有男人样,女人要有女人样”,当然,“晚辈也要有晚辈的样子”。在这里,“国事、天下事”与“家事”是边界模糊的,彼此互渗,因为“家”就是具体而微的“国”,“国”就是“家”的扩大化。

这样一来,当他们看到不符合他们认定的男性形象时,就会贬低为“娘娘腔”,而这种人竟然得到崇拜,那就更威胁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因为一个失范社会的特征,就是“自定规制”,人们不按原有的规范行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眼中的“自由”,在父辈看来很可能就是“失范”,也就是俗话说的“没规矩”和“乱”

这在以往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个大前提:“礼”的秩序包含等级、权威与权力,从最基础的家庭,一直贯彻到全国乃至“天下”。但在社会逐渐繁荣多元之后,现代化打乱了原有社会秩序的认识基础,流动的个人面对的是碎片化的身份。不知不觉中,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已不再和父辈一致,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对父权的冲击,以往那种主动、自愿的服从逐渐消退,秩序已全面动摇了。

在这里,父辈的内心其实是相当矛盾的:他们在理性上也意识到“时代变了”,但在感性上却本能地抗拒,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们其实已经落伍于时代现实,有时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却不认为“新”就是“好”。

这引发一种保守的反应:面对自己“看不懂”或“看不惯”的现象,他们不是顺应变化,甚至不是“自己做不到,但放手让年轻人去做”,而是激起了他们对“混乱”的恐惧和危机感,他们试图运用自己手中尚存的权力,防微杜渐,逆转这一变化,其结果,权威的运用,反倒往往引致冲突和争端

此时,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年轻人的“权利”(因为权利诉求本身就潜在地威胁他们心目中的秩序),甚至也不是“个人”,而是身份角色。一如张东荪、张德胜等人都曾指出的,儒家的价值规范,一大问题就是存在结构性的偏蔽(structural bias),也就是说,“只见角色,不见个人”——只看到“男人就该有男人样”,但淡化乃至无视“不同的男人可以有不同的个性”

近来强调男孩子的“阳刚之气”,就折射出这种保守倾向的焦虑,因为他们把这看作是社会失范的征兆。刘慈欣在《三体》中,以一种从未来回望的虚拟视角说:“公元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最后一个崇尚男性气质的年代,那以后,虽然男人还在,但社会和时尚所喜欢的男人越来越女性化。”这被看作是社会整体危机的一部分——甚至是更为根本的危机。

但这是坏事吗?取决于你怎么看了。林奕华在《等待香港》中,“香港先生”的选手大多有一个共同点,“虽身为男性,但阳刚的男性气质普遍薄弱,唯有加强渲染成分”——他尖刻地称之为“男扮男装”。这类“Muscle Mary”(穿上肌肉来伪装阳刚)和“花样美男”的出现,常被视为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也预示着女性欲望空间将更为开放

《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一书在回顾历史时指出,战后英国社会在多元化的过程中,很多老派人士也曾对此不满、焦虑,但“时尚工业认为,这种对男性气质的混乱认识是件好事。对于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生命的社会成分来说,新人物的出现总是受欢迎的,他们实质上是男性品味和风格款式向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

如今,中国社会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两代人恐怕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们遵循不同的逻辑。这样的冲突虽然在家庭层面是悲剧,却正表明中国社会最难触及的基本结构也出现了松动,这可能是伴随着新事物分娩的过程所必然出现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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