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的危机

大年初一，听人讲了一件一言难尽的家事。感谢当事人的信任，我将这个故事发出来。

以下根据她的口述整理，照旧以第一人称叙述：

除夕之夜，我正在看春晚。看到第五个节目，因为有我喜欢的小明星出场，我就很开心，但是家里晚宴还没散，所以我就拿着平板电脑在餐桌上看。坐我旁边的二伯也边吃边扫一眼屏幕，并没有说吃饭不能看节目什么的，我们甚至都说这些年的春晚很无聊，越来越不好看。

然而，就在我喜欢的艺人出场时，他瞥了一眼说：“你就喜欢这些娘娘腔，涂脂抹粉的另类。”

我说：“没有啊，他们在生活中也很阳光好动。”

他嗤之以鼻，说：“还阳光？男人不像男人，没有男子气概。”

我问他什么是男子气概。他反问：“你觉得呢？”我说：“人品好、善良就够了。”

他说，你喜欢的东西违反了公序良俗。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爱好是什么，我只是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看了个春晚喜欢的节目，我就违反公序良俗了。我说，那古代妇女缠足不也是你说的“公序良俗”？他说我狡辩，以为自己读了书就了不起了。

他说：“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要是你喜欢的这些娘娘腔对社会有贡献，我就不说什么了。要是打起仗来，这些人有什么用？能解决中国芯片落后的面貌吗？”我说，那现在是和平年代，总有追求美的权利吧？

我爸在旁边突然说了句：“你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我听了这话，非常伤心。我大学读的也是人文学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也绝不是对社会、政治漠不关心的人，觉得这真的很侮辱人，一下子泪水涌上来，就带着哭腔质问我爸：“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他说我是被煽动的年轻人，在一些社会问题上认识模糊。他说：“你知道美国对中国做了什么吗？知道国际局势有多动荡吗？你不知道，你就迷恋这些娘娘腔。”

我懒得辩解说，自己喜欢的明星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什么好的气质，因为大环境下追星女生的无知盲目的形象好像是公认的，但我强调，就算是少数人的爱好，也有存在的权利，你们也要抹杀吗？

我爸说：“要是你愿意为少数人的权利奋斗终生，你就去做，我们家没这个条件。”二伯冷笑说：“权利？黑人的权利是争取来的吗？是人家施舍给他们的。你要什么权利？你怎么被压迫了？谁压迫你了？”争执中，也不知二伯受了什么刺激，当场把我赶下饭桌，要我滚出去，说：“我们家里没你这种人。”

我对我爸说，你说我“商女不知亡国恨”，这话不对，他说，错就错了，你想怎样？我说，我算是把你看透了。也不知这句话怎么戳中他们了，我二伯上来就给我几耳光，说是帮我爸教训我。

这个除夕之夜，真是太难过太委屈了，我完全想不通，就算对我喜欢的明星看不上眼、不屑乃至愤怒，为什么要在大年三十的家庭聚会上把我赶出饭桌？奶奶都躺在地上了，二伯还在厨房里摔碗。我一年就跟二伯见一次面，凭什么打我？我都成年了。这是春晚上的节目，中央台也没不让上，更不是我决定的，我只是在看节目而已啊。

真的很害怕，急怒中，我大概说了他们不尊重女性，二伯说：“我没有不尊重女性，你不值得我尊重。打你的时候就没把你当女的了，都是小辈，该教育就教育。”

我到现在也想不通，怎么就能从追星一直扯到“国际局势千变万化”，争论的东西范围之广，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大年初一也没法过了，想到他们我都恶心得吃不下饭，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第一天来到这个家。

可能只有中国家庭中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更进一步说，可能只有当下这个转折时期的中国家庭，才会面临这样的代际冲突。

当事人跟我说，她怎么也想不通，“简直用我长这么大所受的教育都无法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离谱程度无异于走在路上平白无故被人捅了一刀，就因为穿的衣服他不喜欢”。

的确，她从这个角度是没法想通的，因为这个理念已经内在隐含了多元主义：你喜欢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冲突的爆点恰恰就在这里，这是年轻一代的权利主张，但却是父辈不予承认的。

故事里的爸爸和二伯，为什么会暴怒？简言之，他们从细微之处察觉到，自己所认同、捍卫、守护的秩序出现了动摇，而他们竟然无法说服晚辈信从，这本身又证实了秩序动摇本身，最后他们发现，只能诉诸暴力来压服。

就此而言，他们虽然试图表现出威严，但实际上却是出于遭颠覆的恐惧；乍看是在重申男性气概，最终却损害了“男性气概”的信誉——因为使用暴力适得其反，不仅没能让晚辈回归秩序，甚至更强化了她的质疑。

为什么明星的“娘娘腔”会让他们如此不满？因为儒家“礼”的秩序是一种“角色本位”，强调每个人都要按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规范来做人做事，这样才能天下太平。通俗地说就是“男人要有男人样，女人要有女人样”，当然，“晚辈也要有晚辈的样子”。在这里，“国事、天下事”与“家事”是边界模糊的，彼此互渗，因为“家”就是具体而微的“国”，“国”就是“家”的扩大化。

这样一来，当他们看到不符合他们认定的男性形象时，就会贬低为“娘娘腔”，而这种人竟然得到崇拜，那就更威胁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因为一个失范社会的特征，就是“自定规制”，人们不按原有的规范行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眼中的“自由”，在父辈看来很可能就是“失范”，也就是俗话说的“没规矩”和“乱”。

这在以往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个大前提：“礼”的秩序包含等级、权威与权力，从最基础的家庭，一直贯彻到全国乃至“天下”。但在社会逐渐繁荣多元之后，现代化打乱了原有社会秩序的认识基础，流动的个人面对的是碎片化的身份。不知不觉中，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已不再和父辈一致，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对父权的冲击，以往那种主动、自愿的服从逐渐消退，秩序已全面动摇了。

在这里，父辈的内心其实是相当矛盾的：他们在理性上也意识到“时代变了”，但在感性上却本能地抗拒，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们其实已经落伍于时代现实，有时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却不认为“新”就是“好”。

这引发一种保守的反应：面对自己“看不懂”或“看不惯”的现象，他们不是顺应变化，甚至不是“自己做不到，但放手让年轻人去做”，而是激起了他们对“混乱”的恐惧和危机感，他们试图运用自己手中尚存的权力，防微杜渐，逆转这一变化，其结果，权威的运用，反倒往往引致冲突和争端。

此时，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年轻人的“权利”（因为权利诉求本身就潜在地威胁他们心目中的秩序），甚至也不是“个人”，而是身份角色。一如张东荪、张德胜等人都曾指出的，儒家的价值规范，一大问题就是存在结构性的偏蔽（structural bias），也就是说，“只见角色，不见个人”——只看到“男人就该有男人样”，但淡化乃至无视“不同的男人可以有不同的个性”。

近来强调男孩子的“阳刚之气”，就折射出这种保守倾向的焦虑，因为他们把这看作是社会失范的征兆。刘慈欣在《三体》中，以一种从未来回望的虚拟视角说：“公元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最后一个崇尚男性气质的年代，那以后，虽然男人还在，但社会和时尚所喜欢的男人越来越女性化。”这被看作是社会整体危机的一部分——甚至是更为根本的危机。

但这是坏事吗？取决于你怎么看了。林奕华在《等待香港》中，“香港先生”的选手大多有一个共同点，“虽身为男性，但阳刚的男性气质普遍薄弱，唯有加强渲染成分”——他尖刻地称之为“男扮男装”。这类“Muscle Mary”（穿上肌肉来伪装阳刚）和“花样美男”的出现，常被视为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也预示着女性欲望空间将更为开放。

《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一书在回顾历史时指出，战后英国社会在多元化的过程中，很多老派人士也曾对此不满、焦虑，但“时尚工业认为，这种对男性气质的混乱认识是件好事。对于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生命的社会成分来说，新人物的出现总是受欢迎的，他们实质上是男性品味和风格款式向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

如今，中国社会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两代人恐怕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们遵循不同的逻辑。这样的冲突虽然在家庭层面是悲剧，却正表明中国社会最难触及的基本结构也出现了松动，这可能是伴随着新事物分娩的过程所必然出现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