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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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男的共情能力

在一个等级制结构中,承认自己可能成为受害者,就是承认了自己是弱者。
亚特兰大枪击案现场之一

​3月16日,美国亚特兰大郊外的两家spa、一家按摩店发生枪击案,8名受害者倒在血泊中,其中6人是亚裔女性——有4人是韩裔,1人是华裔,另一位冯姓女子尚未确定是否华裔。

凶手是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被捕后他辩称,自己此举并非出于“种族歧视”,而是因为“性瘾”——但他恐怕难以自圆其说的一点是:4名韩裔受害者分别为51岁、63岁、69岁和74岁,华裔谭姓女子49岁,冯女44岁,另两位非亚裔的则是33岁的女性和54岁的男性。

BBC和CNN的报道中都指出了一点:当地警方现在高度警惕针对亚裔的仇恨性攻击行为,因为很多人将新冠流行归咎于是亚裔(特别是华人)传播开来的。也有人警觉美国极右翼文化中对亚裔女性的物化——她们常常被设想为是被动的、妖媚的、异国情调的,投射着白人的东方主义想像。因此,亚裔女性承受的乃是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

豆瓣上一位身在美国的“迦南如意”说,她自己在过去五年里就遇到过不少种族歧视,还曾被当街骂virus(病毒),但这次枪击案发生后,

有时候我都觉得一些国男是另一种生物,那天转到一个本校博士群,男的一个比一个风凉话说得多,说什么不一定是hate-crime,可能是因为什么按摩店打擦边球的有别的梁子。反倒是姑娘们互相支持,提供不少有效信息。
全美各地抗议此次主要针对亚裔女性的亚特兰大枪击案

在惨案发生后,全美各地都爆发抗议,不同肤色的人都站出来反对这种针对某一族裔女性的残暴之举,为什么身为亚裔的华人男性反倒会对此漠然置之?

对他人痛苦的共情不是凭空产生的,那势必需要一种连带感:“姑娘们互相支持”,是因为她们深知自己就是仇恨的目标;而国男们说风凉话,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头上”

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无数人流离失所,但在巴黎,人们仍然在跳舞。伏尔泰因此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能意识到“他人的处境,也极有可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人们是很难产生共情的

也因此,像因果报应这样的传统观念能最强有力地阻止人们共情,因为沉浸在这种信仰里的人,在看到他人的悲惨处境时只会想“此人前世必有许多罪孽要赎”。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同情他?那都是他自己前世造的孽。很自然地,这会让人将任何现实合理化,并对自己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心安理得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曾说,“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就会冷漠”,因而那些处境安乐的人“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既可做、也可拒绝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

尽管在这次枪击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埃尔卡斯·埃尔南德斯·奥尔蒂斯后来回忆,凶手叫嚷要“杀光所有亚洲人”;但那些认为这未必是hate-crime、暗示按摩店打擦边球惹下麻烦的国男,却显然相信,那些受害者和自己不属于同一个类别,因而“她们”会出事,但不会轮到我头上

就像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不是不知道犹太人的处境,却极少声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作为“守法的体面人”不会有事的,所以战后才有新教牧师Martin Niemoller那段名言:

起初他们追杀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受害者

由于在国内的两性结构中,男性往往处于更优越的位置,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更多享有权力感和安全感。贺萧《记忆的性别》发现,相比起女性,中国的男性更容易认同主流话语。

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共情能力,但这种共情很特殊——我称之为“对权力的共情”:他们很容易代入掌权者的视角,强调“当家”管理的不容易,又或种种管制措施都是正当合理的。这样一来,那么现实机制就都显得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那你最好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有时乍看起来,他们也会有一种锄强扶弱的英雄气概,但正如我此前就在《把女人当人看》一文中说过的,这种对女性受害的愤激,实际上是由自居的“责任感”所激发的:

当外族人强暴中国女性时,这一个体就成了国族受辱的象征,尤其是对男性的羞辱,暗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因此,真正激怒这些男性的,并不是女性自身的遭遇,而是对男性“责任”的损害。

在美国社会,华人男性本来就缺乏性魅力,不像女性还能通过婚姻攀升(marry up),因而就像周蕾等学者早就指出的,美国的华人男性对女同胞会滋生一种酸苦而微妙的厌女心态。

在本案中,那位确认身份的华裔谭姓女子就是出生于南宁,在嫁给一名美国人后移民,她正是事发现场之一的杨氏亚洲按摩中心(Young's Asian Massage)店主。说“按摩店打擦边球”的人,显然是隐指这类场所提供软色情服务才惹来麻烦。

这种道德指控也与国内那种“指责受害者”的舆论环境一致:或明或暗地指控其遭遇是因自身做法所导致的——例如你被骚扰只是因为你穿得太暴露了。这就回避了对现状的反思和批判,何必呢?对一个认同现实的人来说,批判现实就相当于批判他自己。

不难想见,一个越是习惯身处社会结构中主流位置的男性,就越是难以对边缘群体产生认同和代入感——相比起女性,他们更难接受自己属于边缘群体的一部分,因为在一个等级制结构中,承认自己可能成为受害者,就是承认了自己是弱者

问题是,在美国社会的语境下,这其实是一种错位的心态。《传统的发明》曾不无嘲讽地说,“在非洲,没有哪个白人农民将自己看作是农民”;如果是这样,那么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在心态上仍保持了原有的惯性,不习惯自认是少数族裔。在这一点上,原本就身处边缘的女性倒还更容易适应一些。

虽然这次事件是发生在美国,但这种心态所折射出的却是中国社会的特征。“对权力的共情”所对应的便是一个权力等级的结构,它带来好坏参半的双重结果:既激励人们奋力向上流动,同时却又阻碍人们代入、认同弱势群体

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中,身处安全地位的人才会产生一种致命的幻觉,以为自己可以幸免而不会成为受害者。但是,“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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