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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司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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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常常见到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先定下一个超出必要的严厉规则,被管理者再设法去钻空子,然后管理者又进一步加强监控力度。

​4月6月,河北泊头市的一名卡车司机金德强,在唐山市丰润区某超限站被扣车并处罚2000元后,服毒自杀。处罚原因是车内的北斗定位系统掉线,而司机本人甚至到死也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他在遗言中说:“请问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定位掉线)。

他说,自己今年51岁了,跑运输十年下来没挣到钱,反倒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我对人生已经看透了,太没有意思了”,叮嘱三个子女“别学我窝窝囊囊一辈子”,也希望以死“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他去世后,家人查看他的账户,发现仅有6000元,这笔罚款相当于他多年来所剩积蓄的三分之一。比他大三岁的哥哥也是卡车司机,说:“我们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依靠开货车勉强过日子。”

金德强通过自媒体账号“金伍之音”发布的遗言

这些话,原本是他对家人和“全国卡友”们说的,但却引爆了全网,因为它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揭开了社会底层生活的一角,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坠入其中。

英国经济史学家R.H.陶尼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中,曾对1931年的中国农村作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刻画:“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近四十年来,在“奔小康”的乐观情绪中,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一度都以为自己已经(乃至永远地)告别了这种处境带来的恐惧感,但近两三年来,这一隐喻又重新笼罩在越来越多人的头上。 

这还不仅仅是“手中没有余粮”的那种拮据感,还伴随着一种被严密管控的不自由感,以及“不知什么时候会面临什么处罚”的不确定、不安全感,人生变成了漫长而痛苦的通关游戏,而我们没人能有九条命,只是被反复电击的小白鼠。正因此,一个饱尝生活艰辛的中年卡车司机说人生“太没有意思了”,很能激起无数人的共鸣。

对这样的人生来说,“北斗掉线受罚”就是那难以承受的最后一波细浪,足以成为灭顶之灾。显然,死者是在以死抗争不合理的处罚,就像人类学者Margery Wolf一针见血指出的,“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他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

金德强被扣押的卡车

为什么北斗掉线这样一个技术故障,处罚这么重?《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确实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掉线则须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800元罚款;有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情形的,则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何况,扣车本身也需要走程序,当地交管局这次处罚看来是过重了。

我表哥也开过多年卡车,曾听他说过内中的辛酸与门道。跑运输既劳苦又危险,赚的钱往往又交了路费和罚款,有时甚至占了大头,因此,司机们经常相互交流如何规避这些关卡和处罚

每经过一个收费站,司机都会领一张芯片卡,到下一站据此缴费。他们的办法之一是“逃卡”,躲在集装箱卡车(“集卡”)后面过关;后来又有人想出“换卡”这一招,例如从崇明陈海公路收费站到金山,要300元,但两个司机可在半路上约定好换卡,可能就只需5元,从启东到高东正常190元,换卡就一二十元——这道理很简单,就像两个人从城市两端各自坐地铁,也许各自坐10个站,但中间会合换交通卡,就显示他们各自只坐了一两站路。他说,他们群里数百人,“十个集卡司机有七个都逃”,有时干脆就冲关,跟紧,“不跟紧,那根杆子连挡风玻璃都会打掉”。

当时上海的芯片没升级,只知道你从哪里来,不对应哪辆车;但浙江的芯片就全程卫星跟踪,会被看出破绽,因为这样行程路线就太奇怪了,怎么办?后来又有人想出把芯片放在两只铁桶里,让它失效。

这是他三年前和我说的,之后他觉这行太苦,已经洗手不干。但可以想见,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交管局不会不知道这些漏洞,而最好的办法,恐怕就是要求所有司机都必须装载卫星定位系统,实行全程监控,让你无可遁逃

这样,本来是为司机指引路线、提供方便的系统,反过来转换成了对其工作状态的监控。如果说货拉拉的系统是随时确保司机不能随意偏离路线、不得无故长时间停留,以保障货物不会发生问题、乘客不会因偏航而恐惧;那么对卡车司机的这套系统则更多地服务于道路安全和收费上。

虽然交通运输部2018年就发文要求推广智能视频监控报警技术“应当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为主的原则”,但很多地方在实施中其实都是强制自费安装的。

“新华视点”的记者暗访河南禹州的重型营运货车司机后得知:必须智能视频监控“三件套”——行车记录仪、前置摄像头、智能监控摄像头。这些一共得花2800元,这笔钱相当于司机至少半个月的收入,一年中除了保险、修车费之外最大的一笔开销,但必须装,因为“公司说了好几次,不装不行,否则年审过不了,也别跑车了”。一位司机百般不情愿之下交了钱,但索要发票未果,老板说:“给你让你去电视台曝光我啊!”

但这套系统常常出现“遇山便掉线”的问题,对行为识别不准确,甚至过度监控。一位司机说:“有一次吃饭塞牙下意识用手抠了一下,系统立刻提示‘请勿吸烟’,我吓得马上不敢动了。”

金德强的哥哥也跑运输,他说:“这个定位系统平时主要是检测有没有疲劳驾驶,如果检测到疲劳驾驶,会进行提醒,但没有的话,就不会有任何提示,平时很难注意到它掉线了。”

不清楚定位系统如何检测人的疲劳状态,如果可以,那它至少也保护了司机的安全,但落实到执行中,检查站在意的恐怕首先就是系统是否正常在线,如不在线就会怀疑司机用花招干扰了系统。这样,一个技术故障可能被理解为是抱有偷逃收费的不良动机,恐怕正因此,才格外加重处罚

在此正可以看出背后的治理思路:监控你的系统是以“都是为你好”的名义推行的,但你却没有选择权,还得自己掏钱,并保证自己随时在被监控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国内社会对学生、对员工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都不能“掉线”和“偏离”,否则随之而来的就是惩罚。就此而言,这个悲剧绝不只是卡车司机个人的事,甚至也不仅仅是北斗系统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逻辑使然。

这次事发后,看到网上评论也有人说:“在其他的地方都好好的,为什么到他那里就会掉线呢?”这是国内不时可见的一种主张:一旦出事,别批评制度,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还有人则转而强调只能苦撑下去:“人有时候太脆弱,但是要学会坚强,你解脱了,活着的人怎么办?”——这些指责受害者的声音可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些逻辑让人觉得“活着没意思”

与此相通的另一种观点同样拒绝反思,而强调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没有哪个行业容易,你不想干,有很多人还想进这个行业呢”,更进一步,则辩称现有的设置都是公平合理的,自己选择的就要自己承受。

这可说是当代的“以理杀人”——只不过这里的“理”是“理论”而非“理学”,它撇开了复杂的现实,而以一个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作为前提来要求个人

这恰恰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之一,因为弱者的选择都是很少的,而在明明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旦出事,别人却强调这都是你自主选择的,也因此要承担起相应责任。这让人有苦说不出,也难怪有人讽刺这种“何不食肉糜”的语调就像在说“活不下去,你可以去死啊!”

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能这样自主、自愿地选择,那当然是好事,但首先得确保他们有选择机会、被充分告知风险,且享有充分的保障——在当下的现实中,这三点都并不存在。

规则要得到有效遵守和执行,就得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和诉求,但在国内,常常见到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先定下一个超出必要的严厉规则,被管理者再设法去钻空子,然后管理者又进一步加强监控力度

这样的游戏,我们已经玩了几千年,但这不仅付出了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也难免出现悲剧,因为这样的系统设置总有一天会在某个螺丝钉那里卡住。就此而言,这位卡车司机的悲剧并非偶然,在激起社会反思这一点上,他其实是为我们所有人而死的,也只有进而反思整个系统存在的问题,才能为他的死赋予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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