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保卫战

自去年疫情爆发后，外商无法进入义乌，给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带来重创。在被迫将外贸生意“内贸”化后，义乌商户的收款也开始以人民币结算为主，但外国客商又习惯通过地下钱庄支付，这就可能涉及灰色地带乃至洗钱——例如将诈骗赃款变现为货款转账。在各地“断卡行动”深入打击下，这就难免被牵连波及，使义乌商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冻钱很容易，但问题是这往往一刀切，转来一笔1万，但“防诈骗大数据”分析那有嫌疑，可能就连着整张卡里原有的20万都一块冻结了。更棘手的是，冻结没有期限，三年五年都行——冻完哪怕以“案情复杂”为由，随便拖上一段时间，小商户根本撑不起，最后就衍生出权力寻租的机会，塞点钱，“经查无犯罪事实”就解封了。

为此，日前义乌警方向全国公安发出求救，请各地同行高抬贵手，认真核实外贸活动的详情，表态会“积极配合协助相关取证活动”，“但是，对于一些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义乌公安将不予支持”。

对这场“义乌保卫战”，网上有人戏谑说：“面对各地兴致高昂的，以执法为名到浙江打秋风的警方同行，义乌终于撑不住了。”

这原本其实都不算新闻了，前两年东北、山东警方南下杭州抓人，一度甚至差点起冲突。2020年1月，根据“净网2019”专项行动部署，黑龙江七台河市警方在打击网络“套路贷”诈骗的“7·30”专案中，兵分七路到各地抓捕，但在杭州对涉案企业同盾科技进行调查取证时，遭杭州警方阻拦，当地民警还把涉案高管保护起来，在公司附近派警察值守。

毫无疑问，这些肯定会引发争议，因为这原本就涉及到灰色地带。常有的一种反应是：“打铁还须自身硬！如果你真的没问题，怕人家来执法干嘛？”这话隐含的前提是：只要你合法合规经营，就不会碰到红线；但现实是，很多时候你甚至不清楚是否违规了，普通商户只知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会问钱是从哪里来的？就算有时间、精力和技能去核实，那也意味着额外的交易成本。

为什么不走合法合规的渠道？除了收款方的商户无权自主决定之外，另一大原因是这些渠道可能很麻烦、手续费很高或干脆没有——这在前沿领域或非正式的小型交易中尤为常见。

三年前，我们公司曾接到拼多多的比稿项目，本是很好的机会，但集团财务评估其付款记录后判断有风险，必须在市面上找一家背靠背公司——然而，那家公司既然承担风险，当然也要赚钱，把这部分（哪怕只是0.5%）算进去，我们的报价就没有竞争力了。在一个缺乏规范的市场上，这是一个坚硬的现实：都是在刀口上拼命赚那么一点微利，你不肯冒风险，那就失去竞争力，乃至活不下去。

当然，这些不是不能管，但管的时候需要细致厘清，当事人究竟应承担什么责任。就像禁止偷车，应该打击的是盗窃、销赃的环节，但普通人如果并不知情就不应追究。然而，我六叔十多年前就曾因贪小便宜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被罚款、没收、还关了半年，理由是这么新的车才卖一千元，你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赃车。

那么，为何不是去追索源头？答案恐怕是：洗钱很难抓到源头，那些人往往早就预料到了会被追查，也练出了足够老练的技能来规避，因此，警方往往只能查到境内的资金流向，此时往往都已变成了普通商户的货款。

这种治理逻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默认“人人有责”，也就是任何人都应自觉地分担治理者的任务，避免触碰红线，否则就唯你是问——因为找你比找那些源头容易得多了。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缩影：制度性的缺失或问题，最终需要个人来承受代价；对个人来说，并不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或“正常渠道即可交易”，而需要耗费很多精力去甄别、避雷。

这次之所以在义乌爆出，恐怕也并非偶然，因为正是小商户更难经受得起市场和管制的双重挤压：疫情冲击之下，要生存被迫要冒更大风险，但正因此，严厉打击又随之而来，不许你踏入这个灰色地带，于是进退失据。

义乌警方此番表态，既可说是“顺应民情”，但也很容易被指为“地方保护主义”。这也可见中国社会语境的复杂性：“地方保护主义”既有可能是像鸿茅药酒事件那样过度执法，也可能是保护本地落后产业的壁垒行为，甚至是给“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但有时，它却又有可能是为本地经营者争取权利的最后保障。

对此，当然各方都有自己的说辞，也各自建立在一套正当性之上，但关键之处在于：这种争议本身就表明，对规则的解读、执行，在可自由裁量的范围内，既可从严，也可从宽。虽说是“过度执法”，但那个“度”在哪里，原本就可以有不同的判断。

这就像抓超速，按现有的规定如果严格落实，那么踩红线是非常容易的事。有人发现，在广台高速佛山段有个岔路口居然有62万张罚单，压线违规要罚200元，照此，短短3分钟内就有27辆车违规，简直是印钞机。

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执行也是“照章办事”，乍看没做错什么，但却也可能因此扼杀了民间自发的经济活力。对此，别说是不同地方，就算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都可能有分歧，因为它们根据不同的KPI，着眼于不同重点。

我曾听有官员委婉地感叹，其它部门“太有担当，也就没有担当了”。其意无非是：那些同僚看起来是很认真地在履行职责（“有担当”），但却完全不顾及严厉处罚造成的经济后果，即便他们很清楚放宽一码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但那毕竟需要拿自己仕途冒风险，何况还费时费力，一刀切照章办事乃至做过头，才对他们自己最安全——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没有担当”的。

正因此，这次的“义乌保卫战”也可说具体而微地折射出各地治理上的一些差异。浙江这些年的经济活力不是偶然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有赖于当地治理结构对民间利益的响应；到浙江跨省抓人最积极的是东北和山东，这恐怕也非偶然，虽然有人讥讽这是“打秋风”，但这不如说是一种排除社会阻力、不惜一切代价贯彻到底的执行效率——问题在于，可能也正因此，东北和山东这些年的经济一点点不行了。

此前我在《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一文中就说过，北方多地的“硬核防疫”之举和导致其经济衰落的，在背后其实是同一套机制。要避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至少得学会精细化管理，尽可能地不要殃及无辜，因为用力过猛的结果，最终都会反弹回来——毕竟种下什么因，就会收获什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