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

一位女性,metoo的一位当事人,麦烧和大家的朋友

关于标签问题,最后再唠叨一次

在开通微博之后,麦烧和我接二连三的遇到了同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愿意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存在。作为站出来的受害者与爆料人,我和麦烧试图去掉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然而每一次我们提到这个想法,都会收到非常多的批评声,涉及到人身攻击的部分就不赘叙,真诚交流的网友认为:一、女权主义者支持了我和麦烧的工作,我们现在“划清界限”,是对他们的辜负,二:女权主义是关于保护妇女权益的一件事,我们放弃这个标签,是我们觉得其他女性的处境与我们没有关系。

通过这几天的争执,除了刻意为之的攻击,我发现很多纠纷来自于误会,也来自与我和麦烧想法的表达一直比较碎片化,缺少一个系统的阐释,因此虽然说了很多次,但我还是再详细的阐述一下,我们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我也再次进行一个尝试,就是在中文互联网的环境下,大家能否做出心平气和的就一个复杂问题作出沟通。

一. 为什么拒绝女权主义标签

首先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我和麦烧拒绝给自己加上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

在这里,可能需要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所理解的,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理论,在开头就写这个,并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因为从很早开始,我的很多个人选择,都是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影响。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一段话:

“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是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是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

在福柯的观点中:人是被权力规训产生的,而这种权力是微观的,必须通过监视来实施。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实施必须经过严格的监控,而可以制造监视的环形监狱式权力机制,是依据光线、目光和身体的关系来发挥权力的作用。

在福柯理论被创造的年代,互联网与社交平台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在今天,监视—或者在文章里我用一个更加温和的说法替代:注视,早已从监狱、医院、工厂细化为微博上的一个个id,这是一种更彻底的全景敞视,我们每个人身处其中,都无法避免。我们由id背后投射给彼此的目光变成一种精神对精神的权力,而在福柯看来,这种权力的目的,就是让对象变得有用、有效。

但是这种有用或有效,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或者换句话说,在我看来,它只是对权力本身(注视的延展目的)变得有效,却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在金马颁奖典礼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转发一位关注女性权益的电影人的几句话:这位电影人因为《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的朋友:高一天在领奖时说电影:“可以超越语言、让语言变得统一。”而大肆批评,说胡波“致死捍卫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背离电影的多元价值与挑衅性”,高一天背叛了胡波与这部电影。

我找到我的朋友,向他指出在这个批评里,存在两个问题:一、胡波并未致死捍卫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他的死在于一个至纯之人无法与世界和解,是艺术家之死,他捍卫的也只是自己作品的独立;二:站在领奖台上的都是胡波的朋友,也是帮助电影走上领奖台的力量,不去批评真正可怕的,而将枪口对准胡波的友人,是不对的。

我和我朋友的这番争执持续了两个小时,基本上都在两个意思上打转:

我:你描述错了胡波和他的朋友。

他: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

当我对这段谈话感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位朋友之所以接受不了我的指责,是因为他的职业本身是在为言论自由努力,很容易将一切行为都用言论自由进行诠释。为什么即使我说胡波不是为自由独立而死,他也不愿意拒绝给胡波带这样一顶高帽子呢?——因为在我朋友的眼中,胡波为独立自由而死的价值必定高于所谓的“艺术家之死”,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削弱胡波之死的价值。

然而在我看来,这段话最误读的地方在于,胡波不需要捍卫自由人格与独立精神,因为他天生具备这些,也从未动摇,你将一个孩子讲述成一个斗士,是对胡波主体性的破坏,而言论自由的价值就真的高于胡波作为主体性的价值吗?我不认同。(因认识胡波几位朋友,所以比较了解,我男友也曾是他的学生。胡波之死的理解来自他的一位挚友)

再举一个注视会扼杀主体性的例子,大家是否还记得《人物》关于庞麦郎的那篇文章,在那篇文章出来之后,很多人指责作者过多的带上了自己的主观视角,讨论了很久记者的报道界限,然而的所有讨论,依然忽视了这篇报道(这种注视)对庞麦郎主体性的伤害。

——报道将《滑板鞋》的创作呈现为因为庞麦郎是一个疯子,一个或许被贫穷逼成的疯子,然而事实上,滑板鞋这首歌的产生,必然也只能是因为庞麦郎具有才华,或者说天才。

这篇报道有意义吗,有,因为它描述了贫穷与不安对年轻人的伤害,这篇报道伤害庞麦郎了吗?伤害了。那么我认为牺牲庞麦郎的主体性去揭露社会现实应该吗?不应该。

我想说,这种权力的注视,真的是需要警惕的啊,因为即使注视我们的是形而上、正义、正确的理念,在不知不觉中,很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被这种注视训练的有效、有用,将这种注视纳为自己的注视,将这种权力纳为自己的权力。我们一开始只想做对的事,久而久之,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会觉得,为了这种对的事,其他无关领域的牺牲似乎不那么重要。

我见过记者为了新闻报道自由曝光我的前公司与学校,见过律师为了女权主义,说麦烧应该放弃对泉港事件的坚持。

我并没有指责她们的意思,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并不比我遇见的这几位朋友、记者、律师更优秀坚定、更条理清晰,我自有我蒙昧软弱的地方。

——因此我也尤为恐惧,有一天,我也会因为被注视的太久,做出为保留这种注视而伤害其他人的决定。主义好吗?好。要拒绝规训吗?拒绝。

希望可以不伤害到大家的是——我和麦烧,拒绝的并不是只是一个女权主义保护的标签,而是拒绝一切标签:受害者、爆料人、意见领袖、异见者,我们拒绝被注视规训,拒绝自己作为绝对的女权主义或其他身份而被注意,拒绝被这种注视变得有效、有用。因为首先,我们就质疑这种有效。我们想以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成为我们自己——福柯说人是被权力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希望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成为纯粹的自己。

其实仔细想想,我和麦烧拒接女权主义标签的理由,和我们拒绝微博每月流量收益的理由。其实没什么区别,我们不愿意冒着可能伤害到自己主体性的危险,换取种种政治红利,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清高,而是每人都有各自的价值考量。

在当下中文互联网中,任何被公众关心的人都难以具备多种身份、多种立场的大环境下,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选择。

二. 如何看待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权益的关系

在这个框架里,先开题名义:我和麦烧拒绝女权主义的标签,并非因为我们觉得其他女性的权益和我们没有关系,为了其他女性的权益,我和麦烧不但坚持诉讼,也在尽自己可能的力量,去帮助其他受害者。

然而就是在坚持诉讼、帮助其他受害者的过程中,我和麦烧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受害者受到女权运动感召、成为真正站出来的那个人,并因为站出来而陷入很大麻烦的时候,那些可以帮助受害者的人,又在哪里呢?

首先是法律援助,大家也看到了,站出来的受害者与爆料人面对了即将被指控的后果,但可以告诉大家,这次所有受害者在法律援助这一方面,得到的来自女权主义者的帮助是非常少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国内关于这一块的资源,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少。

到目前为止,依然有在metoo受到很大关注、面临起诉的受害者找不到法律援助,更多受害者则在为自己这方力量的薄弱而焦头烂额,国内受害者主动起诉的案子那么少,女性权益这一特殊领域的法律援助的隐形、不足是重要原因。

其次是经济援助,这方面完全没有看到。

然后是心理援助,这方面同样缺少迅速而有效的介入机制,换句话说,就是缺少人手。

还有整体援助,因为国内做女性保护这一块的实在太少,所以缺少整体组织架构,大家都在单打独斗,很多受害者大部分时候完全是自己在应付媒体、舆论、施害者等种种情况,在站出来之后应该如何避免受到二次伤害,很少有人能陪伴她们,告诉她们应该怎么做。

最后是媒体援助,因为这波运动的某些意味被赋予的过强,基本可以不考虑这一块了。

我认识的大多数真正在做女性权益保护这一块的年轻人与老师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善良与一腔热血在义务劳动,然而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就我接触到的),相对网上呐喊的声潮,我不是指责任何人,但这个现实,难道不是有些荒唐吗?

受害者因为浪潮站出来了,但其后受到应该受到的支持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再次受到了二次伤害,陷入了更多的麻烦,互联网上的声音并不能对这些麻烦有太大实际的帮助。

大家或许是看到我天天在微博蹦跶,觉得所有受害者都活的轻松,但请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其他受害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因为他们疲惫、担忧,无暇顾及。

我自己在站出来之后,也曾经因为发现站出来并不是一件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情,而发生思想的转变:在一开始,我鼓励所有人站出来,在后来,我希望大家依据自己的情况,保护好自己。

我这么想,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准备好保护她们,浪潮本身也没有准备好保护她们。

舆论与关注是一柄双刃剑,并不能绝对保护站出来的人,相信大家也同样感受到了。

我自己倒是足够幸运,因为有麦烧与律师、媒体、大家的帮助,虽然麻烦重重,常常一整个星期一整个星期的哭,倒也不需要抱怨什么。但有些比较刺耳的话,我想还是要说出来——

如果要说女权,国内女权做一块真正在做事的人和她的声浪比起来,确实是小的过分。

如果要说metoo,这项浪潮的本质是鼓励受害者说出自己的遭遇,但在所有后续保护措施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再去一味强加这个浪潮超然的政治意味,是在推着比自己弱小的人往火线冲。

女权不是请客吃饭,真正要推动女性权益,是需要很多人有策略的去做一些事,要如何立法、要如何对企业高校用人单位施加压力、性骚扰受害者如何帮助、家庭暴力如何解决、性别歧视如何解决,这些都需要行动,需要志愿者、需要线下参与。

不是说发出声音没有意义,而是当一个人太过迷恋发出来的声音,就会忘记,还有很多别的事需要做。

最后关于metoo的政治意味,我想重复,在别的地方,这项浪潮的核心是受害者,但在大陆,因为没有后续的支持,受害者的声音其实是越来越小的。还有很多知道metoo的受害者,他们没有站出来,却来向我讲述她们的经历,讲述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权主义者,而是因为她们确实感到痛苦——即使那时女权的声音在网上铺天盖地,也无法改变她们身体被摧残的事实,他们想要把这件事说出来,同样不是为了某种注意,因为她们痛苦,不说出来就更痛苦。大家天然的想要赋予每个在metoo中站出来的受害者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同样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奢侈的:她们还在痛苦之中,人生尚且黑暗,来不及畅想主义,一位拔高浪潮本身,而忽视受害者本身,只会让她们的痛苦被转移注意,与大家本来的善意背道而驰。

注意,我在强调,我相信大家(不搞人身攻击d)都是善意的,我没有在指责谁,我只是相信大家可以就此讨论。

那么,在互联网的热闹之下,那些没有在声浪中站出来的受害者,她们在哪里呢?那些对声浪没有帮助、不敢站出来、畏惧维权,在角落里依然感到痛苦的受害者,又在哪里呢?为了找到她们并帮助她们,应该有所行动才可以吧。

我和麦烧对浪潮与主义表现的不那么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帮助我和麦烧、邹思聪最多的律师(可以说是目前四起被诉案的半壁江山了),做这个案子的动力,除了是麦烧的好友以外,是因为他曾为记者,非常重视言论记者,反而对性骚扰这一专有领域并不那么感兴趣(因为这类案件对律师的技术性要求不那么高),然而关注什么重要吗?并这并不妨碍这位律师耐心、宽容、温和、坚定、以及几乎无偿的在帮助我们。

站在什么位置并没有那么重要,获得什么称谓也并不那么重要,不管是为了女性权益,还是报道权益,还是lgbt权益,只要做出了行动,就真正有了意义。

我和麦烧不急于为自己要一个在主义中的位置,要一个在浪潮中的位置,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有没有这个位置,我们都会继续做、继续和其他受害者报团取暖,互相帮助。

这并不一件多高尚的事情,只是知行合一,精力有限,有时候身处其中,会偏向去做自己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

以上就是我和麦烧关于女权主义这个标签的全部解释了。

附带一句,关于前几天我提到的关于政治的观点,很多人不理解,或许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再说一句:

我支持大家追求正义、追求平等、追求公理、追求想要追求的一切,但正义就是正义、平等就是平等、公理就是公理,权力欲是一件可怕的事,我担心的是,过程中实现的转移,周处斩龙后,发现自己才是第三条龙。

如果要追求正义,或者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牢记自己追求的,是正义,是自由。

再引用一下福柯的几句话:

——“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分析中,我们仍未砍掉国王的头颅,始终带有他们的阴影。”

虽然在这里,国王是司法的指代,但我觉得这个意象,换做权力也同样适用。

我呢,虽然是奢望,但我想要砍掉一切国王的阴影,我还在好奇到底什么才是我自己。

弦子、麦烧:MeToo让我们相信,柔软可以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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