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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公民

凉山行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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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田野现场所体会到的历史感短暂但浓烈,迫切的呼啸刻画出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问题:诺苏人的凉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追赶得上一个稍见公平的现代性未来?或者,很快就会步入其他地区早已坠落的陷阱之中?从个别诺苏人的角度来看,一定有人在此潮流中顺势而起,步入现代化的满意人生。但若就整体族群及其文化来看,诺苏有可能成为赢家吗?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如果不是平均每五分钟出现一次幽长的隧道,从成都到西昌的九小时绿皮火车之旅,并不会显得那么枯燥。据官方统计,成昆铁路全线共有991座桥梁、427座隧道,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车站处于桥隧中。肺炎阴影仍未褪去,乘客往往不太愿意说话,一旦火车驶入隧道,车厢里通常会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地界后,地势渐渐陡峭险峻起来,最终火车在平均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间穿行。崇山峻岭之间,大河缓缓地流动着,河水清澈,水面平静,沿着河岸遍布着采砂的车辆。乘客有时能看到高耸狭小的瀑布滚滚而下,汇入河流,最终归于水电站前的大坝。

火车铁轨两旁的高山上植被稀疏,叶子枯黄,此时已是三月底,春风似乎永远不会将绿意送达。在许多只拐一道弯的狭长的盘山公路上,总会看到一辆小汽车或缓缓爬升,或疾速驶下。这样的画面单调、重复,偶尔也会使人厌倦麻木。

随着火车逐渐深入凉山腹地,乘客很快就能通过建筑直观感受到凉山的贫穷:在中国其他地区,火车所能抵达的农村,房屋大多是砖瓦水泥楼房;而在凉山的农村地区,视野所及之处,有不少低矮破旧的土房。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地势崎岖,山脉纵横,矿产丰富,彝族人口达到270万,占凉山州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军队强力进入之前,凉山地区是个以诺苏人为主的、以氏族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

从1956年开始,凉山地区被纳入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实验,先后废止传统社会阶层,实行农村集体公社,拥抱改革开放,在短短二三十年内,诺苏传统被连根拔起。传统的诺苏人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计划中,和周边地区的人群被划归为一个新的民族:彝族。

凉山州是中国有名的贫困地区,境内的11个民族聚居县皆为贫困县,3月25日,我在前州府昭觉县城看到多块电子广告牌,上面均写着“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距6月30日只剩97天”。2018年6月,四川省出台《关于精准施策综合帮扶凉山州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和《凉山州脱贫攻坚综合帮扶工作队选派管理实施方案》,凉山州各个贫困县被视为四川省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块硬骨头。

深入昭觉、越西等彝族腹地之后,你会很容易体会到大凉山土地的贫瘠,这种贫瘠有时会让外来者感到绝望:除却少数河谷地区有稍微平坦的土地外,凉山其他地区皆为险峻的高山,彝族村庄就坐落于那些山顶或半山坡上;水资源稀缺,大部分人引山水饮用;常年干旱,农作物以玉米、土豆为主,且大多只能在山坡上耕种;交通不便,多年来村民下山得好几个小时,现在还能看见许多村民用马匹驮运货物下山。

在脱贫攻坚的背景下,近些年凉山各个贫困县步入了更加彻底的现代化之路。许多村寨从高山之上整体搬迁到了河谷平地,如果家里特别穷,政府会提供统一修建的民房;如果只是一般穷,每户修新房可以拿到三四万的补贴。下火车之后,我几乎没再看到那种破旧的泥土房了,处处是风格整齐划一的砖瓦房,也谈不上什么彝族特色民居,新房渐与汉族民房趋同。

在台湾人类学者刘绍华十几年前做田野调查的乡村,笔直宽敞的道路两旁迁来了不少工厂,温泉度假村也修建起来,与贫穷一起远去的,还有彝族的民族文化特色。刘绍华在书中写道,“我想我正在见证一场更为彻底的汉化之途”。当我再来到此地时,彻底的汉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建筑、服饰、饮食,彝族逐渐向汉族靠拢,我们很难再见到彝族传统文化特色了。

凉山各县之间有很多单行车道,一旦堵车很难疏通,也没有其他道路可供绕道。在从麻风村回昭觉县城的下午,因为一辆运输风力发电机组的大卡车,我们被堵在路上整整四个小时没有丝毫移动。见短时间内没有疏通的可能,许多司机纷纷下车来活动颈骨,也没见大家有多着急,似乎对长时间堵车并不陌生。

2018年5月,为了给实习所在的媒体做一个采访,我曾在武汉短暂接触过一群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孩子。采访对象是一所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爱心学校,那所爱心学校从凉山州接来60多名彝族孩子进行教育和培训,学校创办人称,接收彝族孩子的标准是“孤儿”,他们的父母或被判入狱,或是已经死亡。

当时,那所爱心学校被武汉市江夏区政府要求遣返所有的彝族孩子,理由是学校不具备办学资质。我去的时候,超过一半的孩子已经被凉山当地的乡书记接回了凉山各乡。有记者去了凉山拍摄那些被遣返孩子的生活,镜头下面,是孩子们流落街头的场景。凉山当地政府并没有履行让孩子们回去接着上学的承诺。

报道发出去以后,那所学校的命运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变,也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和讨论,从学校创办人朋友圈来看,那所学校的孩子们都被送回去了。我后来没有再关注此事,但我始终忘不了那群孩子们渴望留下的眼神。之后,我读了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对凉山的历史、文化和苦难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真正行走于凉山。

今年3月,当我走在彝族人口占总人口95%以上的昭觉县城街头时,或许是脱贫攻坚真在教育上花了大力气,又或许只是时间不够,我在街上没有看到流浪儿童。到昭觉下面的一个乡村走访时,我也没有看到流浪儿童,只是孩子们普遍衣服破烂,浑身脏兮兮的,还有母亲一边干农活一边背着几岁的孩子。

当我们走在那个昭觉乡村时,恰好看见四个小孩提着衣服和洗漱用品朝河边走去,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于是便跟着他们去到了河边。眼下正是旱季,河流干涸,最深处不过半米,夏季暴雨时才会涨水。由于缺水,稍暖和时,附近的村民都来这条河洗澡洗衣服,冬天则索性不洗澡。

四个小孩分别叫阿禾木、阿禾牛牛、阿禾果果和阿芝,阿禾木和阿禾牛牛是亲姐妹,阿禾果果和阿芝也是亲姐妹,四个小女生则是表亲的关系。四人中最大的是阿禾木,今年13岁,在附近的乡小学读六年级。阿禾木有一头乌黑的长辫,在河边用原始的方法熟练地洗衣服。其他三个小孩则轮流洗头,她们蹲着河边,一人帮另外一人浇水、抹洗发露,洗头持续了约半小时。

我试着跟最大的阿禾木交流,但不论我说什么,阿禾木始终不理我,并且眼神警惕地看着我们。同伴小蒋是个女生,她先是在离她们稍远处洗了脚,然后温柔地跟阿禾木交流,阿禾木终于开口说话了。不过对于小蒋的大多数问题,阿禾木也只是回答是或者不是。

就在我有些郁闷地在河边发呆时,一名中年大叔脸色严峻地朝我们走来,快走到我面前时,还没等他开口,我热情地递上一支烟,大叔接过烟,别在了耳朵上,脸色瞬间缓和下来。我介绍了自己后,跟大叔坐在河边友好地聊天,无奈大叔普通话不好,我俩对对方说的话都是一知半解。

大叔是阿禾木和阿禾牛牛的父亲,今年56岁,家里有四个小孩,大儿子高中辍学后去了浙江打工,刚刚回来定亲,二儿子在读初三。大叔家里有五亩地,每年能收4000斤玉米,还养了两头猪和几只鸡。他的妻子是婚姻中介,每介绍成功一次的收入是五六千元,一年收入有两三万,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妻子。

彩礼是彝族婚嫁的必备之物,据了解,现在的彩礼行情一般是20万元,当我们惊叹彩礼过高时,小卖部老板娘介绍说:“20万不算高,要是女生有文化,彩礼可能会达到四五十万。”面包车司机也认为二十万的彩礼不算高,“你们汉人结婚还要买房买车,加起来可远不止20万,我们只要彩礼到位,不管你有没有房子和车,都可以结婚”。

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彝族每家可以生三个小孩,但实际上普遍都会生四五个孩子,我们听到最多有生10个小孩的家庭。彝族地区的重男轻女思想仍然严重,要是家里没有男孩,男人会被邻居嘲笑,这时男人可以离婚再娶而不必有任何压力。

本该是上网课的时间,河边却聚集了好几个中小学生。在当地,有的学校一天有三四节网课,有的一天就一节网课。在家里通常有多个小孩上学的情况下,用来上网课的手机一般都不够用,网课质量也可想而知。幸亏从4月1号开始,四川的中小学就要陆续开学了。

傍晚,我们回到昭觉县城,当我一个人在县城瞎逛时,很偶然地在昭觉县火把广场碰到了一群踢足球的中学生。他们个个技术精湛,即使是穿着牛仔裤,也能在瓷砖地面上有行云流水般的配合。当他们邀请我加入时,我只能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不太会踢球。

阿布在昭觉县民族中学读高二,他告诉我,他们都是昭觉县中学和昭觉县民族中学的校足球队成员,每天三点半结束网课后来到火把广场,从四点踢到七点。火把广场附近就有一座足球场,但因为疫情原因关闭了。

正当我坐在石阶上当观众时,先回宾馆的小蒋给我发消息说,有人在撞她的房门,她有点惊慌失措。我问身旁的阿布,昭觉的治安是不是不太好?阿布说,“这几年扫黑除恶后已经好很多了,前几年有人直接把人捅死在火把广场上。”我回去后问过宾馆老板才知道是个误会,老板说撞门的是一个彝族老太,她误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小蒋所在的房间。

事实上,在几天的凉山之行中,我们遇到的彝族人都很友善,没有遇到过危险的事。而在入住宾馆时,当我们问能不能把我们安排在二楼,宾馆老板回答:“我给你们明说吧,不能,彝族都住二楼,就是要把你们分开住。”老板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让彝汉分开住,我只能猜测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宾馆房间里,我注意到有一本昭觉县公安局印发的《教你如何识毒、防毒、拒毒》小册子,里面有一些反毒品的小知识。而在我们来昭觉时,我在大巴上看到昭觉县戒毒所就在路边。

凉山地区与毒品的联系肇始于二十世纪初,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一半以上的诺苏人都在种植和吸食鸦片,自那时起,吸食鸦片就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刘绍华在书中写道,“鸦片在诺苏的集体历史记忆中,是个具有经济利益、阶级地位以及时尚意义的物质”。改革开放以后,毒品迅速在凉山地区泛滥成灾,而由注射毒品引发的艾滋爆发又使当地人苦不堪言。在2020年的今天,在当地政府强力禁毒多年后,当地的毒品和艾滋问题终于不再那么突出。

3月26日,我跟小蒋决定去拜访位于昭觉县支尔莫乡的麻风村,在官方的叙事话语里,这样的村落被称作“麻风病康复村”。

麻风病是一种古已有之并具有普世性的传染病,会使患病者神经坏死,从而导致患病者出现肢体残缺和面貌损毁,麻风甚至是基督教世界中“天谴”的疾病原型,麻风病患者常被污名、歧视和驱逐。刘绍华在《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一书中统计,1956年底,中国估计有三十八万至三十九万麻风患者;到1980年,全国有62个麻风病院,343个麻风防治所(站),794个麻风村。

1949年以前,中国各地的麻风防治以教会救治为主;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的麻风防治转向强制隔离,相邻村庄的麻风病人被集中隔离、收治在某处与世隔绝的深山里。四川是麻风病的重灾区,凉山地区目前可查的麻风村还有十几个。

从昭觉县城乘坐一个半小时的面包车后,我们终于到了支尔莫乡麻风村山下,此地离群山环绕的麻风村还有6公里,在去年盘山公路修好之前,上一趟山需要4个小时。我们在山下包了一辆面包车,司机要价300元。面包车一路在沿着悬崖峭壁修筑的公路上爬行,窗外就是数十米高的峡谷,尽管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凉山地势的险峻,这15分钟的上山之路还是让我们胆战心惊。

等我们下车以后,才发现很难将眼前的村落和想象中与世隔绝、破败贫穷的麻风村联系在一起。

去年,当地政府在河谷平地为麻风村修建了风格统一的汉式平房,同时通电通网,电视机、洗衣机等电器也由政府免费发放。在村口,我们甚至看到了一架崭新的台球桌。与山下的彝族村落相比,政府的补贴和扶贫力度更大,麻风村的基本生活设施也会更好一些。或许是远离人烟的缘故,村子所在的山谷风景秀丽,树木挺拔,山水潺潺,野花遍地。

住在村里的都是未曾患病的麻风病人后代和已经康复的麻风病人,还未康复的麻风病人被集中安置在了另一处更加偏远的地点。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见到那些尚未康复的麻风病人。此外,不是所有老人都愿意搬进政府修建的新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仍然住在自己的土屋里,屋里没有床,他在地上放了几件衣服,就着衣服睡了几十年。老人说,他不会使用电器,宁愿住在老房子里。

我跟小蒋不会说彝语,所以没能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当他们热情地跟我们聊天时,我们只能保持礼貌的微笑。

村里的年轻男人大多都去外省打工了,麻风村也逐渐与其他彝族村庄趋同。一个22岁的妇女从外地嫁进麻风村,正当我猜测给了多高的彩礼时,她说,“我跟老公是自由恋爱,我15岁就出去打工了,但是特别想家,经常一个人哭,后来在厂里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她有三个小孩,现在不愿意再出去打工了,平常在半山坡上种点玉米,农闲时跟人一起上山砍柴。

麻风村附近没有学校,村里的小孩要到10公里外的位于悬崖村山底的小学上学。麻风村的小孩从一年级开始住校,所有费用由政府补贴,不花一分钱。

2016年5月,《新京报》报道了同样位于昭觉县支尔莫乡的悬崖村——阿土列尔村,之后政府出资修建了总共约1000级台阶的钢梯,从此村民上山不再需要爬藤条。

我们去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悬崖村已经初具景区的雏形,山脚开了一家旅馆,有小卖部提供一些商品。我们碰见了十几个特意赶来爬悬崖村钢梯的汉人游客,其中一人介绍说,爬完整个钢梯需要两个半小时。

悬崖村变成供人游玩的景区,宛如彝族人正在经历的现代性隐喻,村民们有了更多的收入来源,个别村民可能因此而获得现代化的红利,但正如刘绍华在书中留下的疑问:彝族整体族群及其文化还有可能成为现代化的赢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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