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山

非大师风范,非鸡鸣狗盗之辈,非庸碌无为之徒,中山大学法学书生,摩根士丹利小喽啰

真实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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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是我这个个体特别不想回到的时刻。如果非要回到一个时间点,我倒希望是2018年的年初,那时我已经将我的孤独安置进深渊,将它换来的自由铺陈进我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我打算蓄力开启某种自我的时刻。





我逐渐开始反叛我规规矩矩地曾经,开始抽很多的烟喝很多的酒,借助迅捷的外卖软件,我几乎是顷刻间喝到了几乎所有市面上常见的白酒。因为我从二年级开始收集烟盒,十多年的收集做成烟标的,有整盒的,近2000多个。因此,在种类繁多的烟盒里有我曾故意留存的一两根烟,因此在那一刻,我抽了几乎数不清种类的烟 。




只是为了成为某种类似加缪在《反叛者》里写的“反叛者是既说是又说否的人”。说“是”,我是在肯定我因规矩而被迫换来而达至的某种成就。说“不”,我是在反复咀嚼着这被迫带来的损害。这损害之巨大,要直到我达至与积累到惊恐症的那个夜晚我才忽然的意识到的巨大问题。




它连接的问题直至我在另一个深夜,在忙完一堆签字与烂表以及周旋在权威与人际之间权衡着话语是否用了“您”与“你”的区别,再一次体会到福柯将话语升级到权力的纬度的现实的体验。我在那个深夜,终于将我半年来对于导演胡迁所有小说研读后的那一点瞬间如核爆般的灵感记录下来。在凌晨1点开始记录,至3点结束。




而第二天我还要赶赴一个烂会,一个不得不需要早起参加的烂会。像倪焕之一样,即使飞机在天上轰炸,也要赶赴一个烂会,做些莫名其妙的发言。就是在深夜的2个多小时里,我在费劲气力地思考黄丽群对胡迁的那句评价“质问我们到底还要活多久,其实是在质问我们还要被伤害多久”,直至胡迁类似海子般的自杀行为,使得我伴着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思考了很久很久,以至于我草草地只写了四句话的大纲。那个晚上,我并没有睡好,一直想着怎样结构这篇书评。





而这个年初,是我特别艰难的时刻。我并不想强调疫情带给全世界巨大的改变以及因为疫情而催生出到诸多焦虑与抑郁的神经质群体导致公众号媒体文开始大量的将“心理咨询师”的考证商推文爆炸式的浓缩出来,跟之前的“消防工程师证”一样爆炸。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用证的挂靠来换区擦边球式的钱,而疫情催生出的就业寒冬以及诸种类繁多荒唐的职业选择似乎在映证无论灾难有多沉重,总有借鸡生蛋诸如贩卖假口罩以及盲从于无知的恐慌。




以前我的认为是无知,但焦虑症的莅临带给我的巨大认知之一是盲从并非源自无知,而是源自一知半解。诸如盲从于那个搞笑总统所言的84消毒液注入自身的静脉来杀病毒被他冠以愚蠢以及“这就是人生”的嘲弄话语权力里,那些贫民窟的人们真的这样做了,也真的这样死掉了。它们像一只只蚂蚁一样被话语权力轻易踩死,无声无息。




他们的盲从是源自无知吗?不,更多的是一种“我知道这似乎有危险但实在没办法应该试试”的观念,这种观念里隐匿着巨大的分化,贫富分化,甚至因为金钱而升级的生死分化。这样的分化就是搞笑总统话语里的“这就是人生”。





他说的搞笑吗?不,这甚至就是真理。最大程度上,其实胡迁就是因这种“分化”而自杀的。他的自杀的直接原因里这种分化被娱乐以及商业炒作席卷而来的夸张的问题更加明显。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导演不能拍4个小时的电影,为什么非要减掉2个小时,那样用长镜头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沉默就全部被剪没了。那样我所有的艺术探索就回到了原点,那我还拍个毛啊?嗯?




像佐杜罗夫斯基的《沙丘》因为资金问题成为虚无,他愤怒地从口袋里掏出钱说这堆烂纸就是屎,它里面什么也没有。对啊,金钱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可以让其他地方有,无关有什么,有屎有尿也行。胡迁就是因为看到了这屎尿,因此,他在自己的小说《牛蛙》的后记中绝望地记录了这件事情。就像80年代里顾城海子等诗人的自杀浪潮一样,究竟是什么比死更大,梵高给他弟弟的一封信里告诉了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亲爱的弟弟,我已经5天没吃饭了,能不能在回信中夹带一些面包渣,我太饿了。”后来,梵高的画被拍卖到了2个亿……这他妈有什么用?你现在看着那种类繁多的梵高的自画像感没感觉到一股股阴冷?




究竟是你以为的他终生在做着他喜欢的事情还是他自始至终只是想靠着画画混口饭吃?你以为的那向阳的向日葵为什么没有给他带来生机?就像海子海市蜃楼般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居然被改编成歌还登上了央视春晚,语涉希望?大海里,怎么可能开出花呢?它无根啊。明明语涉绝望,硬要阐释成希望。人类的一腔热血总用在自以为是上面,语涉豪迈。他妈的啥也不是。




中国古代士大夫自古有死谏的传统。比如海瑞抬着自己的棺材去劝谏另一个人,另一个人间的终极裁判,这个人有裁判他人生死的权力。皇权制度搞笑在一个人寄希望于另一个人主观观念的改变,为此一个史官接着一个史官想要书写真实必须以死为待价。最终皇权觉得杀腻了,摆摆手说就权且让他记录吧。这个最终逃过一劫的史官值得庆幸吗?被阉割的司马迁值得庆幸吗?为什么屈原不能像苏秦张仪那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混沌一点?为什么海瑞非要死谏?……为什么一个人非要博得另一个人的认可?为什么我要活在他者的凝视里?为什么自我必须要在众多他者的目光下获得某种幻光般的虚荣?为什么?他妈的,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曾经要活成别人家的模样?在我五年级的期末评语里班主任语涉叮咛的写道“更要学会如何做人”,她给很多人都是这样写道,并不特指我这个个体。但是,这句评语当时却跟我的期末没有考好的成绩与分数直接挂了钩。就因为这句评语,我始终难以理解的事情铺陈开来,你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教你做人,以她颐指气使的口吻和莫名其妙的经验。带有极其主观性的盐与桥的比喻。我当然知道伤仲永是怎么伤的,否则我也不可能勤勤恳恳地在这里枯坐在电脑的空白word面前几个小时就为了梳理出一个语言逻辑。语涉某种推进学术之功?因此硕博群体群起而攻之的翟天临事件最终锁死了自我论文的苛刻的查重率,一边在微博里疯狂咒骂着翟天临一边连续熬夜修改论文。这种矛盾的处境使得硕博群体在现在哭笑不得。你觉得翟天临“做人”有问题吗?他虚荣地晒了一下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就像时下虚荣的名媛圈子一样。




当我们在斥责他者的炫耀的时刻,我们是否自己也在疯狂的炫耀着?并且乐此不疲的想要在他者的目光中得到某种虚幻的认可?像“富贵不还家,如锦衣夜行”的那个楚霸王将都城定在了一个荒诞的地方。所以他不是政治家,他就是有点力气的普通人。就像李白永远理解不了唐玄宗为什么看不起他?李白终究是个普通人,离开那些诗,他就是酒鬼。还好,古代的度数没有这么高,才有了啥三千杯五千杯的诗句。政治家不讲感情,为什么武则天是政治家,而太平公主只是个女人。为什么韩信只是个“聪明”的男人,而刘邦只是个“不聪明”的政治家?在这些历史中,你究竟知道怎样做人了吗?你他妈究竟知道了吗?




到现在为止,我依然不理解。“做人”的那些标准是谁制定的?这些标准制定之前的标准是什么?它是为权力服务还是为了更好的依附与顺从?而那些标准的标准是什么?就像经济学是由果推出一个理由解释这些果一样,做人的标准也由诸多的人生的果来凝结成一个个理由,区别是我们固执的却把这些理由当成了原因?任何事情都有原因?不对,任何事情都有理由。




原因的问题人类太无知,在这个纬度就是无知,人类对于原因的问题连一知半解都达至不了。只是无知。就像目前,人类对于神经症的研究简直处于婴幼儿的阶段,这种荒唐的阶段就像是艾滋病刚爆发时被称为“男同性恋癌症”一样他妈的荒唐。因为无知而荒唐。因此,对于它的目前的理解,到现在为止,还有医生称之为“癔症”,一种古老的名词,一个麻风病时代的托辞,一个号称精准科学的当下依然感觉无能为力的领域。我们只能半开玩笑地称之为神经病?




所以,在今年年初,我结束了11次的心理咨询,开始看波伏娃的《第二性》,在除夕晚上依然在《第二性》上画着字句,摘录硕士论文支撑论点的论据。这个时刻,是祖父去世后的第二个除夕。这个时刻,是我硕士论文最艰难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我焦虑症似乎缓和平稳的时刻。这个时刻,我依然焦躁着硕论是否能完结?焦躁着假如在我写硕论的途中我死掉怎么办?这打断了我以前固执的完美主义与理想主义。




事实上,在第11次心理咨询的时候,这一次是附赠的。是心理医生Z将我的案例分享给她的督导师后的回馈,是免费的。而我照例在早晨8点钟慌乱地起床,慌乱地吃早点,慌乱地打车来到公立医院的心身医学科二楼右侧细长走廊右上角的一间正方形大约50平米的屋子里接受最后一次心理治疗。在出门之前,再次与她因焦虑症问题而产生争执,10次为期三个月每周二早晨总要与她产生争执,因焦虑症是否真能痊愈的问题。她一贯的理由是:“人人都不容易,你应该写完论文就好了呀?”




这与心理医生Z告诉我的“众生皆苦”一个道理。道理就是“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人就是这么个人”的话语一样,这与那句被媒体玩味的歌词“如果我,我是说,如果我”具有一致性。这跟如果回到年初,如果回到过去,如果的如果,假如的假如,总之就是人类作为回忆的动物自始至终都在逞能的地方。就像阿尔兹海默症一样,它就是人类这种逞能被忽然击碎,囚禁了你的如果。在神经症领域,人类目前对于它的研究推倒重建,量由可悲。





也就是在第11次这个免费赠予我的心理咨询的时刻,就是年初的时刻,12月,已经是疫情无孔不入的时刻。Z在咨询的中途告知了我她在回溯我这个案例时她说她哭泣了,因为她说感觉到了我对待这个病症的“努力”,她致歉了这个词汇,但她又说找不出其他的词汇来形容我给她的感受。




而“努力”,当她说出这个词汇时,我是突然被击中的。我是说突然,突然,我是说。不是忽然。这里语涉意想不到。我确实是努力的,做什么事情都是努力的,自从五年级那句“做人”的评语的时刻,我就自证了我是努力的孩子。因为我对于很多人在我小时候评价给我诸如“聪明”的词汇语涉否定。只因我长了一对招风耳就被迷信地认为我是聪明的孩子。在后来我漫长说学习过程中,我倍感这种“努力”的异化。我抛给老师的问题被他们认为我是故意明知故问的尴尬处境。我在这些诸多尴尬的时刻都在自问我自己,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是聪明的呢?他妈的,为什么呢?





因此,我在后来的每一次考试与成绩中,我用“努力”追赶着他者眼中的“聪明”,为此我筋疲力竭,像夸父逐日般口渴。经常充满了怀疑。我并不是我,我是他者眼中的我。这要怎么改变?在硕士论文的研究中有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第一“为什么是她遭受性暴力而不是别人?”


第二“自我什么时候才能活出自我而非是他者眼中的自我?”


第三“主体是否在任何时刻都不会不可能乃至根本没有主体可言?”


/岳谬







第一个问题我在与焦虑症的缠斗中日夜推进着我的硕论直到我给出了我的答案,即我的理由。





第二个问题在硕论的后半程我在日夜的死亡恐惧以及预期惊恐中给出了答案。答案在鲁智深圆寂时的偈子中。像2017年爆火的小说《小小小小的火》的核心论点“永远记得,你呼吸的每一个瞬间,都应该去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细细想来,这“真正想要的”怎么能证明是“你”而不是他者凝视权力下对你潜移默化产生的终究还是他者加之于你的生活呢?“你终究不是你”,“你”语涉“他者”,而“我也终究不是我”,“我”语涉“他者。那什么时刻我才是我,这想来终究是个悲伤到底的答案。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困扰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困扰法国哲学家福柯晚年的问题。而我依然尚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即,一个可以说服我理由。




以上。我不愿回到年初,我是说,我不愿意。就像我们根本无法避免分离与死亡一样。任何假设都语涉荒诞,任何幻想都语涉无奈,甚至任何你想要的答案,不过,只是一个理由而已。他妈的,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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