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關改革者的故事｜《饑餓鬥室》（The Platform ）

戲院重開第一部入場看的電影是，疫情前已想打算看的西班牙電影《饑餓鬥室》（The Platform，2019）。可能受到西班牙劇集紙房子Money Heist的影響，總覺得西班牙很懂得怎樣去拍攝有關社會、正義、人性等等的話題。

故事.

《饑餓鬥室》故事是男主角Goreng為了換取一紙文憑，自願進入「深坑」六個月。每一個進入「深坑」的人都可以選一件物品（生物也可）帶進去陪伴自己。Goreng很誇張地選擇了，同為西班牙作品的文學經典《唐吉訶德》。

他作出這個選擇，可以說Goreng太輕視「深坑」的環境，初到達「深坑」完全表現出他的一無所知，完全以一個未準備好的姿態，僅為了一張文憑紙就衝進去入住的人。

「深坑」裡的規矩和環境，主要只有一個：每天的食糧會放在平台上，一天一次平台由上層移動至下層，平台會在每一層停留給他們進食的時間，並禁止他們私藏食物。

這個設定基本上是描繪出一個財富分配不均的吃人社會。資源長期集中在某幾個人身上，貧窮者（低層者）用到的資源都是富者（高層者）殘餘下來的。這種富者欺壓窮者的想法並不是特別突出，突出是創作者利用一個直立式的牢獄，透過安排食物而表達這件事。

（以下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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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唐吉訶德》的Goreng反映他正義的性格，正義的他不會故意糟蹋食物，只會吃自己的份量，甚至一開始想改變這個制度，請求上下層的人們幫忙。

他第一個宿友恰恰與他相反，宿友是一位留在足足「深坑」一年多，即將要離開這兒的老伯。在這一年多的經歷，他現在對資源的態度是：有得吃就吃、沒得吃就想不擇手段地想辦法找吃的。他沒有原則，反而嘲笑堅持原則的Goreng。

在Goreng眼中他是個凶手、惡人、不義之徒。當二人淪落到171層，老伯亦向他動了殺機，要削他的肉下來吃。正當老伯動手之際，一個打破規矩，以瘋人姿態出現的亞洲臉孔女人出現，直接殺掉老伯。

Goreng逃出生機，馬上拿起名為「samuruai-plus」的刀，將老伯一星期之內對自己的侮辱一併宣洩出來，狂插向老伯。

老伯肉體死了，精神卻長存於Goreng的腦內不停說話，老伯代表他野性和陰暗的一面。

其後他遇上另一個患癌女人，她本是這個制度的一分子，負責跟將要進入「深坑」的人問話，提交報告。她自願進入「深坑」而且帶同一條臘腸狗。主角一見她的狗就說了，你帶牠來這兒，牠去只會是一條臘腸，不是狗（我笑了）。

也許她是有點自私，明知狗來到必死，但想在人生最後的路途有著牠陪自己，又或者她跟主角一樣的天真，覺得這兒是一個「可以挨得過」的地方。最後小狗都死在samuruai-plus的刀下。其後二人被調至202層，女人自殺了，簡接把肉留給Goreng。

患癌女人肉體死了，精神同樣長存於Goreng的腦內不停說話，女人是知性改革派，曾經提及「自發性團結」，多次強調我們必須主動地作出改變，女人代表他的理性、理想。

當他挨過202層時，下個月被移至第6層，遇上一名黑人。他們都是行動者，決定要改變這兒荒謬絕倫的制度。途中他們遇上的事情，和經歷過半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我甚有共嗚感。

他們二人屬於人民的一邊，而不是屬於制度。他們用暴力的手段，打算重塑「應有」的秩序，心裡想著「只要大家吃自己的份量，我們就可以全部存活」。他們對制度抱有希望的，覺得管理者是給予足夠的食物，只人們不自律和團結害得大家互相殘殺。

後來，他們知道原來深坑總層數不是資料所提及的200層，亦不是主角估計的250層，是333層。

我們從小到大被教導要相信制度.

2014年佔中運動，戴耀廷等人用佔領的方法，重新提醒中央對香港有「應有」的普選承諾。佔中後前，他們一同前往自首，願意去承擔責任。這個行動正正代表他們相信香港的法治制度。

然而，2019年的下半年，大家都經歷夠多了 ，看得見原來香港不是三權分立，原來香港並不是「法治完善」的社會。戴耀廷也一反常態大聲疾呼：「法治已死。」

電影裡，Goreng看見深坑原來不止250層後，就明白到食物本來就不足以讓深坑全部人維生。

終於看見制度問題的他作出一個決定：「我要告訴給管理者聽，這兒有問題！」他把小女孩（意大利奶凍）送回管理者手上。他想告訴管理者，這兒有小孩存在，你們有負責去改變這兒。

作為觀眾的我看見他的決定，只是默默覺得他真的是太天真。

雖然按照電影敍事順序，Goreng送了小女孩（意大利奶凍）上去後，故事就結束，是一個開放式結局。但是許多影評也看見，其實結局早就插入中間。

電影中段，穿著白色西裝的管家，拿著意大利奶凍去指責廚師。從他的行為和動作來看，他是發現意大利奶凍裡有頭髮。而這個意大利奶凍正正是Goreng送上去的那個。從管家眼中，它不是代表下層的深坑有問題，是代表了：「你看，連下面的人都不吃就代表這個意大利奶凍嚴重問題，太難吃！」

管家已是離地的人，他們不明白深坑裡的人們。他只在乎食物質素，在乎用持之以恆地的既定機制去工作，偏偏就是不在乎人們的性命。

這恰恰是改革者的惡夢，無論你多麼的努力，管理者是不會理解你所發出的呼喊尖叫聲。

在香港同樣，現在無論我們怎樣呼叫，有權力、管理這個城市的人、制定這套的人從來都聽不見我們在尖叫痛呼。

假如社會不變，制度繼續「持之以恆」.

當步出戲院，再一次回想這部電影時，才看得到這部電影的黑暗。

但是這部電影沒有帶給我灰心喪氣的感覺，或者正正是因為在最後，導演安排了Goreng成功把小女孩送上管理人那兒。

電影最後的部分，往往是代表導演的價值觀或者想告訴觀眾的事情。這個電影，我收到導演的話是：

社會未必改變，但革命者的希望亦不會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