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ologia

法律不是紙上的條文,而是充滿生命力的實踐。 ──約瑟夫·拉茲

『施密特在威廉時代的著作與思想』

新康德主義為施密特提供了一種綜合他作為德國民族主義者和天主教徒的二元對立的同情心的手段。普世道德原則的要求可以與國家權力相協調;道德與權力、宗教信仰與民族主義可以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因此,新康德思想滲透到他的早期作品中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寫道:「國家無可爭議的價值不是來自權力,而是來自它與‘更高的法則’的關係」,國家的職能就是將這種更高的法則轉化為一種文字現象。

l'espèce était déjà vieille, et l'homme restait toujours enfant.

——Rousseau,『Second Discourse』


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復活節後的月曜日,時年九十六歲的Carl Schmitt(下簡稱施密特)謝世於普萊騰貝格(Plettenberg),並葬於此地。他的墓碑上銘刻著:「ΚΑΙ ΝΟΜΟΝ ΕΓΝΩ.

(他通曉律法。)」施密特的一生跨越了德意志Ⅱ帝國的全盛期、威瑪的撕裂、納粹的興亡、同盟國對德國的分割、一九四五年後聯邦共和國的建立與穩定,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革命(一九一八)、大屠殺的恐怖、冷戰和柏林牆的修築。簡言之,他本身就是一部德國現代史。


一八八八年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在這一年先後有三位皇帝統治德國,故德國人稱之「三帝之年」。開膛手傑克在這一年開始出沒,詩人T·S·艾略特、劇作家尤金·奧尼爾、哲學者九鬼周造(師從海德格爾,是卡爾·洛維特的同學)也在這一年誕生。


施密特,明治廿一年(一八八八)七月十一日出生於德國威斯特法倫省普萊騰貝格,即現在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一部分,一個經濟條件並不寬裕的天主教家庭。普萊騰貝格位於紹爾蘭丘陵的西部,在北部的萊茵山和南部的埃貝山之間。該鎮位於埃爾塞河口,萊茵河、格呂訥河和奧斯特河流經該鎮。因此,這座小鎮被稱為「四谷之鎮」(Fier-Taylor-Stadt)。西邊是萊茵河谷,北邊是工業化程度很高的魯爾盆地,普萊騰貝格隱藏在山林的懷抱裏。即使在今天,這個小鎮的清幽環境也會讓人產生一種對簡單時代的懷念。


施密特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並且是天主教中央黨的忠實成員。然而,施密特父親的第一次婚姻是和一位新教徒結合。她和她的第二個孩子一起死於難產。施密特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但他在著作中很少提及。他的三個舅舅都是參與過宗教戰爭的神父。


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崇尚革新,新教徒在數量上比天主教徒佔優勢。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矛盾,有時會導致教派衝突,這在施密特的人生觀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宗教團體之間的敵意彷彿自他年輕時起就沒有減少過。後來他以友敵理論看待政治的傾向,無疑受到他年輕時作為陷入教派衝突的少數派成員身份的極大影響。


施密特的少年時期在普萊騰貝格度過。他在離家不遠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學校上學,從而進入了一個天主教徒佔多數的環境。施密特沒有學習希伯來語,儘管家人一度寄望年輕的施密特能延續家族傳統成為一位神職人員,施密特卻清楚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神學這條道路,因為他內心深處 對超自然宗教經驗與抽象的教義並沒有堅實的領受。


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在天主教寄宿學校學習了幾年後,他進入了阿滕多恩的公立人文中學。除了傳統上強調希臘語和拉丁語的人文學科,以培養品格和智力外,他還接受了一位強調達爾文主義的老師的數學和自然科學教育。


明治四十年(一九○七),當施密特進入柏林大學學習時,家裡的熟人都很驚訝,因為對於一個經濟背景如此簡陋的人來說,在大學學習是非常不尋常的。在做出這一選擇時,施密特母親的意願似乎比他父親的意願更佔上風,因為他父親更希望得到比大學教育更實用的培訓。然而,在威廉德國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大學學位為那些沒有貴族頭銜或財富的人打開了通往社會上層和富裕生活的大門(柏林大學是十九世紀初德意志人追求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學術堡壘。建校原因正是因為普魯士眼見剛稱帝沒多久的拿破崙一世(1769 - 1821)開始強力介入德意志地區的政治權力運作,又於一八○六年六月解散存在八百多年的「神聖羅馬帝國」,轉眼間德意志主體性似乎就要土崩瓦解。在這樣危急存亡之秋的歷史情境下,知識分子於是興起「以法為師」的改革運動,希望將德意志建立成一個充滿啟蒙主義色彩的主權國家。一八一○年,在重量級政治家威廉·洪堡(1767 - 1835)的主導下柏林大學正式創校,威廉·洪堡積極倡導「新人文主義」的治學理念,使柏林大學迅速成為歐陸首屈一指的名校。所謂「新人文主義」是當時德國知識分子共同提出的新文化論述。面對法國大革命後歐洲人民經歷的恐怖血腥與社會動亂,德意志啟蒙思潮的擁護者開始嚴肅思考什麽才是真正能帶領德意志社會朝向更理性、更文明方向發展的道路?對當時的德國知識人而言,國家本身不應單獨成為追求的目標,國家主權之值得奮力爭取與維護,乃是為了維護個人以及文化的獨立自主性。相對於法國人希望透過政治革命的方式立即解放封建傳統的桎梏,德意志「新人文主義」強調透過文化教養培養個人獨立自主的心靈,希望藉此達到逐步轉化社會體質的終極目標。由於強調獨立自主的個人心靈,新人文主義者在十八世紀中葉著名的藝術史學者溫克爾曼(1717 - 1768)對古希臘藝術文化的闡述裡找到許多靈感與啟發。古希臘城邦的生活方式、文化典範成為「新人文主義」大力宣揚的理想。)。


和無數同齡人一樣,施密特在大學裡也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他原本打算學習語言學。當他走近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的樓梯時,他注意到了法律系的標誌。他記得一位非常成功的叔叔的建議,他把語言學貶低為一個非常沒有前途的專業,建議他學習法學。施密特懷著隨意的心情註冊了法律系,卻不知道這將是一個迷人而又悲劇性的職業生涯的開始。後來施密特說:「如果他的批評家們知道他這種頗為不經意地選擇研究領域的做法,他們可能會驚呼:‘如果這個人只走進另一個領域,我們會免去多少痛苦。’」在羅馬法的第一堂課程中,施密特徹底迷上了法學;但他永遠不會放棄對藝術、哲學和文學的深厚興趣。 施密特閱讀了廣泛的神學家和教會歷史學家,他閱讀了克爾凱郭爾、恩斯特-特羅爾茨赫和阿道夫-馮-哈納克的作品,並與瑟奧多爾-海克爾和弗朗茨-布雷等宗教作家接觸。 正如弗朗茨-布雷後來所言:「施密特的學識遠遠超出了他的專業範圍;他的廣博智力使他能夠認識和把握遙遠的主題的本質,他對這些主題情有獨鍾。」他可以像辯論一個緊迫的法律問題時表現出的同樣程度的熱情來討論詩歌或戲劇;他經常引用一個寓言來解釋一個政治現象。莎士比亞是他的最愛,他最終出版了一本關於『哈姆雷特』的書。詩人西奧多-道布勒和羅伯特-穆西爾、恩斯特-金格和雨果-波爾等著名作家都是他的好友和熟人。這種知識上的多樣性增強了他在法律和政治研究中的創造性和原創性,這一點往往是公認的。


在柏林讀了兩個學期後,施密特轉學到慕尼黑大學,然後又轉學到斯特拉斯堡大學。這種運動對德國大學生來說是典型的,他對斯特拉斯堡大學的選擇是重要的。像海德堡和弗萊堡一樣,斯特拉斯堡大學正在成為反實證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思想的中心。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校長是文德爾班(1848 - 1915),他是新康德哲學的代表人物,代表著從歷史到科學等各種學科中蔓延的強烈的反實證主義態度,法學審慎也不例外。毋庸置疑的是,該機構對施密特的學術發展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因為他總是以反對實證主義法學派的不妥協立場而著稱。從德國統一開始,實證主義成為德國法律思想的主流形式,並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一直如此。在法律上,與其他學科一樣,這意味著越來越強調觀察和分析,而不是理想主義的形而上學或哲學猜測。這意味著從自然法理論的普遍性出發,放棄了法律是主權國家創造的觀念。


新康德主義為施密特提供了一種綜合他作為德國民族主義者和天主教徒的二元對立的同情心的手段。普世道德原則的要求可以與國家權力相協調;道德與權力、宗教信仰與民族主義可以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因此,新康德思想滲透到他的早期作品中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寫道:「國家無可爭議的價值不是來自權力,而是來自它與‘更高的法則’的關係」,國家的職能就是將這種更高的法則轉化為一種文字現象。


但新康德哲學並沒有完全掩蓋他的宗派主義。因為施密特還指出:「在有疑問的情況下,天主教會可以決定什麼是正確的,因為它體現了普遍的倫理規範。」除了這些對法律、國家和宗教的基本態度外,人們對施密特的大學學習和早年的情況知之甚少,但他一定很優秀,因為在一九一○年六月,施密特在弗里茨·範·卡克(Fritz van Calker)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論罪責與罪責模式』(Über Schuld und Schuldarten),以最優異的成績從斯特拉斯堡大學畢業,並獲得法學博士学位。隨後,他進入普魯士公務員隊伍,在戴塞爾多夫擔任初級大律師,直到一九一五年通過國家評估員考試。在有抱負的法學家被錄取為律師之前,必須要有這種例行的法律事務員服務,以提供實際的法律經驗。 施密特取得了預期的進步,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法律出版物。 德國法學家中的一位院長沃爾特·耶利內克(Walter Jellinek)評論說:「施密特關於法律和判斷力的著作‘遠遠超過’無數關於該主題的著作。」施密特這樣有抱負的律師,通常都會被視為「有前途」。


在他與女性的關係中,天主教及其性道德不是問題。 他先是與兩位名叫伯恩斯坦的猶太姐妹交往,然後又熱衷於與一位歌舞女郎開始婚前戀情。直到兩年後,他才在戰時的特殊情況下將這種關係合法化。卡里(馮)-多羅蒂奇,一個假貴族,是新教徒,施密特知道。因此,施密特就像他父親在第一次婚姻中所做的那樣,選擇了一種懺悔性的 「混合婚姻」。


在施密特戰前的著作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表明他將來會對政治思想的各個方面表現出非常廣泛的興趣。就他對政府的看法而言,這是由他對國家的道德目的的天真信心和對政黨政治的蔑視所決定的。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鞏固自己的專業資格和建立事業上。他此時的生活相當平淡,儘管他的法律著作的質量是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將產生刺激性作品的標誌。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位後來在理論上認為國家「有權要求自己的成員隨時準備犧牲,毫不猶豫地殺死敵人」的人,從來沒有在前線服過役。施密特人老珠黃,推遲了他入伍的時間,直到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五日他在柏林通過了最後的評估員考試。第二天,他以志願兵的身份應徵入伍,成為後備步兵,但在基礎訓練中脊椎骨受傷,使他無法勝任戰鬥任務。三月,他被調到慕尼黑的總參謀部工作,他在那裏度過了戰爭的大部分時間。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六日,施密特憑藉『國家的價值與個人的意義』(Der

Wert des Staates und die Bedeutung des

Einzelnen)一文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取得了他的資格證書,也就是正式的講師資格。(這時施密特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天主教知識分子。他主張國家-教會二元論(Schmitt 1914),並為宗教個人主義辯護,反對教會(1917)。與他的一些學生相比,施密特從未對國家與教會的關係進行明確的法學分工或指定。在他的『國家的價值與個人的意義』中最接近這種制度二元論,他在該書中嚴格區分了「手段時代與即時性時代」(1914,108)。施密特將世界末日的 「即時性時代 」定性為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不再需要救贖的商品由教會的教義來轉述。在這裏,施密特也將教會的宗教意義相對化了。)此後,施密特陸續出版了六本專著,其中三本是關於法律問題的,包括他的軍事上級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委託他撰寫的『Bericht über das Belagerungszustand- Gesetz』,這是一份關於戒嚴狀態法的報告;一本是關於政治的;兩本是關於文學的。在他生命的這一時期,施密特對文化的變化特徵比對法律和政治更感興趣。後者是他的麵包和黃油,前者是他的愛好。施密特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文學出版物是『泰奧多爾-杜伯勒的「北極光」』(T h eodor Däubler's 「T he Northern Light」),這是對一首重要史詩的細讀。三年前,即一九一三年,施密特以約翰內斯-內格利努斯(Johannes Negelinus)的筆名,已經合著了『剪影』(Schattenrisse),這是一本模仿集。一九一七年,他在他不斷增加的文化著作中又增加了『Die Buribunken』(T h e Buribunks),這是一部諷刺疏離的知識分子主義的作品。


威廉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威瑪德國成立後,施密特失去了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的教職,他在那裏開始了他的資格認證工作,但被任命為慕尼黑商學院的法律講師。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施密特又出版了三本書:『政治浪漫主義』、『獨裁』和『政治神學』。他先是在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任職,然後在波恩大學擔任法律教授。在波恩,他目睹了右翼勢力暗殺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以及一九二二年夏天破壞威瑪德國穩定的超國家主義。在這些時代徵兆的震撼下,施密特將更多的思考投入到治理問題上。他在接下來的三年裏發表的文章顯示,他已經開始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政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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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學の意味』

『究竟怎樣可以達致真正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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