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ologia

道徳の支配なくして自由の支配を打ち立てることは出来ない。信仰なくして道徳に根を張らすことは出来ない——Tocqueville 平等と専制が結合することになれば、心情と知性の一般的水準は低下の一途をたどるだろう——Tocqueville

『淺談費希特的愛國主義』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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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しがき



約翰·哥特利布·費希特(德: [ˈjoːhan ˈɡɔtliːp ˈfɪçtə]、1762——1814)是一位天資聰穎的德國哲學者。 他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者之一,受其前輩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哲學影響很大,後來又受G.W.F.Hegel(1770——1831)和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的影響。費希特謝世距今已有兩百多年,而他的名字一直被視為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象徵。與費希特同一時代的歷史學者H Hegewisch(1740——1812)就認為,費希特的演講給那些垂頭喪氣、憂心忡忡的德意志人鼓舞勇氣,讓他們認識到,不管他們的Fortune如何嚴峻,他們依然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民族,甚至會成為一個卓越的民族;而且他還預見到『ドイツ国⺠に告ぐ』將流芳百世,並把其比擬為克利陶馬赫在迦太基被羅馬人毀滅以後發表的告同胞書。又如,文學者J Paul(1763——1825)對於『ドイツ国⺠に告ぐ』的道德價值亦極為肯定,認為「費希特把民族教育定為告別沮喪的過去與擁抱光輝的未來的導向是正確的。」此外,哲學者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在『哲學史要』一書中寫道:「在此講演集中他以熾熱的愛國主義號召德意志國民回到他們真正的內心本質去,號召德意志國民進行道德改造,從而走向政治解放。」從他們的評語中,我們可以看到,費希特對他那個時代的傑出貢獻,正是如此費希特的哲思在悠久的人類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被賦予永恆意義。



早在同治元年(1862),卑斯麥就任普魯士宰輔起,已經聯同不少學者倡導費希特的愛國主義思想,鼓動國民支持德意志統一,令『ドイツ国⺠に告ぐ』不斷再版。與此同時,在德意志先後湧現出研究這部著作的大量作品;但在這些研究中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方向,一種是把費希特視為主張建立理性王國的愛國主義者,另一種是把他視為主張侵略其他民族的沙文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現象學者Edmund Husserl(1859——1938)就在民國六年(1917)對戰場上歸來的德國士兵作題為『費希特的人文理念』的演講,當中亦運用了費希特的政治和道德哲學來振奮軍心。無獨有偶,民國四年(1915)梁啟超把此書介紹到中國,欲借「Fichte」的思想來拯救中日簽訂廿一條招致的厄運,鼓勵中國人民仿效德國民族精神,以求富國強兵,再謀國家統一。凡此種種,可見費希特此書一直被政治家挪用為政治宣傳,鼓動民心。



費希特的愛國主義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我的觀點是,單從『ドイツ国⺠に告ぐ』裡並不能找尋費希特愛國主義的全貌。我們首先必須把費希特從狹隘的民族主義中解放出來,致力清除德國政治宣傳施予費希特的魔咒。而要獲得這樣的歷史視角,我們又必須重構他書寫時的語境。拿破崙戰爭期間,從嘉慶十二年12月到嘉慶十三年,費希特在法國占領下的柏林學院禮堂作了一系列演講的結晶就是『ドイツ国⺠に告ぐ』,如果我們視『ドイツ国⺠に告ぐ』為僅僅呼籲國民反抗拿破崙的帝國入侵,那麼,細心的讀者自然問,為何一個哲學教授甘心純粹作政治宣傳?況且,既然普魯士已經被法軍佔領,又如何反抗?一旦我們將費希特放回到他的時代,我們就能逐漸領悟到,他的愛國主義是多麼卓爾不群。而一旦把握了他本人道德價值的種種內涵,我們就很容易明白,事實上,費希特不僅要鼓動德意志人的反抗心志,而且要解釋怎樣反抗才能真正實現自由。也就會理解為什麼每當人們討論愛國主義時,仍會頻繁提及他的名字。



一、Fortune



一七六二年(我國清代乾隆廿七年)五月十九日,Johann Gottlieb Fichte作為織帶工人Christian Fichte(1737——1812)與其妻Maria Dorothea(1739——1813)的長子,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薩克森選侯國的拉梅諾村,並於當日由本村牧師J.G.Dinndorf(1684——1764)予以洗禮。由於家境貧寒,費希特童年時並未受到過正式的教育。費希特是靠附近教堂裡的佈道和親戚們給他講的日耳曼神話為引導,進行學習。費希特對在教堂裡聽到的所有佈道幾乎記得一清二楚,能相當準確地複述駐村牧師當天講述過的佈道詞。



有一天,附近的E.H.von Miltitz(1739——1774)男爵前來拉梅諾,亟慾傾聽牧師的佈道。但他姍姍來遲,禮拜已經結束。有人向男爵推薦費希特複述這次佈道的內容。男爵聽後大喜,決定資助這個頗有天賦的兒童接受正規教育。費希特在男爵的七棵櫟城堡短期停留。隨後,男爵將他委託給尼德勞的G.L.Krebel牧師加以培養。牧師精心關照費希特,給他講授古代語言。在費希特十歲時,他已經差不多能將德文譯為拉丁文。費希特十一歲時,牧師就安排他進入邁森市立學校,學習拉丁文。



此後,費希特被錄取到瑙姆堡附近著名的德國普夫爾塔學院,尼采和蘭克後來也在那裡上學,由此他得以進入耶拿大學。 然而,當男爵去世後,他的學費也停止了,二十六歲時他的大學學業就被毀了。 他飽受貧困之苦,決定自殺,但通過朋友在瑞士找到了一份私人教師的工作。 在那裡,他對康德的哲學產生了興趣,把它當作教學工具,並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拜訪了住在柯尼斯堡(今加里寧格勒)時年六十七歲的康德。 在那裡,通過康德的斡旋,他發表了第一部著作『試評一切天啟』,在康德對實踐理性的批判基礎上,他討論了宗教觀念。 他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此後,他被任命為耶拿大學教授。 他最著名的是此時在耶拿大學演講中說的一句話:「一個人選擇什麼樣的哲學,取決於他是什麼樣的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他在上帝概念的本質問題上引發了無神論者的爭論 ,從而發表了『全部知識學的基礎』等著作。他最終被貼上了無神論者的標籤,離開了耶拿。後來,他主要留在柏林。正是在這期間,他寫出了『人的使命』等作品。一般來說,嘉慶六年(1801)以後的時期被稱為「費希特思想的後期」。在後期,「自我」的概念退去,絕對或上帝作為中心主題出現。這個神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使我們(das Wir)這個自由的道德主體的總和成為可能的地面,以及作為具有這種神性的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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