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新媒体兴起的光照下，过去以传统纸媒/网媒为业的一众“自由派公知”获得了难得的致富机会，其中不乏表现“出色”者在得到许可和鼓励的言论尺度内凭借在贩售庸俗观点方面游刃有余的技术过上了中产生活，比如连岳。无疑他们是幸运者，在统治阶级的精妙安排下，大众被顺利地引向庸俗化和政治无害化，在借用这一条件的同时，得益于新媒体的直接交互特性，一批公知赚得了从未有过的丰厚物质，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但这种...

马华灵，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主要学术兴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知识社会学与当代中国政治，曾获2008年度台湾哲学学会与《思想》季刊年度征文奖。

那些反自由派也清楚，今年可能是他们实施反革命的最后机会。

假如我们在国内推翻自由主义，假如我们任由它在国外遭到侵蚀，我们就会发现，自由主义和民主业已缔造的思想和实践大厦也将崩溃。

是否將“人之常情”視作道德倫理的當然基石，是辨別一個社群乃至社會主流價值進步與否的向標。這並不專指華人社會，但對華人社會文化而言尤其切題。一般說來，北方中國人尤其重視顏面，在他們的觀念中，認識到旁人和自己一樣“好面子”，且同樣愛好謀取更多的俗世浮利，這就是“人之常情”。推而論之，保護他們的顏面並時常施以恩惠，即是首要的道德。

整个欧洲，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以外地区，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捩点。

自由是宝贵的。必须加以捍卫，不论这项任务有多么困难。

眼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有一个对自由主义的一个清晰理解。

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彻底改变轨道。这个“体制”不仅仅是指公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他们辞职、离婚、移民、重新求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因为在生命走向衰老甚至死亡的时候，人总会升起一种紧迫的冲动——他们想真实地活着，他们想去真实的世界，因为他们想去寻找、实践真实的自我。

A： 前不久某社会平台“大象公会”的前工作人员“Akid”在东京“饿死”去世了。据说“Akid”是个80后，16岁上了很好的大学（材料专业），本科毕业又在另一所优秀大学里跨专业考上了传媒硕士。走上社会后，她多年来在一些推动多元化的社会圈子里供职写稿。

自由主义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非常受欢迎，但对大众来讲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只有最终兑现了自由和平等的某些承诺的自由主义才有可能存续和繁荣。

“艺术需要多元，但是它（发展）多元的方向正是去面对这铁板一块的现实，去解放一些空间。”他说，“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可以在这种铁板一块的环境里面去打开一点缝隙，它的方式不同于社会已有的传播、或者是表达诉求的方式——那些方式可能也都被堵死了。”

相较于那些所谓冷血无情、缺乏道德的现实主义者，善意的自由派替天行道人士要为多得多的麻烦负责。

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在1989年之后的短暂停滞之后，大约在1990年代中后期重新出发，试图在更具学理性的层面阐释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探讨中国的未来及通向未来的道路。这一历程是如何展开的，与前人的努力有什么关联，经历了哪些论战与困惑，自由主义如何推动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 《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与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教授的这篇访谈，即因着这些问题而发生。

中国当代年轻人整体的保守程度冠绝全球。年轻人本该是最离经叛道，对社会既有的规训最厌恶，对束缚人性的体制最反抗的群体。但在中国，大量的年轻人的思想意识甚至比不上父辈 — 他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所迸发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至今让中国人怀念。你从未见过哪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如此成批量的向往体制，或者集体的对来自别国的文化抱持着蔑视或是仇恨，又或者如此的拥护主流叙事，甚至自觉地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

原文写于2008年大二时期。

今天看了《心灵猎人》，一个波士顿南区的穷小子阶层向上流动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一个“社会人”因为袭警进了监狱，却被大学数学教授和心理学教授赏识，又被读医学院的富家千金爱上的故事。这个故事爽则爽矣，却因为对我来说实在太过天方夜谭而不能打动我。

是否存在一种康德式的自由主义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7月8日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要求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并且，孙中山还将每个党员的地位与入党时间联系起来。凡在革命开始前之前入党者，即为“首义党员”，日后为“元勋公民”，将被赋予“特权”；凡在革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