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作者，普通编辑。
无常
我奶奶去世前一晚，躺在床上一直在喊“妈”。夜里我摸黑穿过客厅上厕所，听见她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又一声的“妈哎……妈哎……带我走吧……”我不敢走近黑暗中的房门，快步溜回了自己的卧室。
我奶奶去世两年后，我躺在公司宿舍的高低铺上梦见了她。她精神矍铄地在家里走来走去，穿着她八十岁时拍的照片里的衣裳：棕褐色带点黄的格子衬衫，格子边缘没染好似的晕了出来；棉布裤子很宽松，她说布料贴得紧了磨得肉疼，说着抬起瘦到皮包骨的脚踝；对，裤腰那里也是重新换的松紧带，她说，原来勒得慌。我奶奶在家里走来走去，像她六十岁时那样坐在大门边的小板凳上抽烟，像她七十岁时那样在厨房里把铁锅炒得哐哐响。忽然她好像累了，外面天怎么也黑了。她瘫坐在藤椅上对着电视机，脸上是屏幕映过来的白光。她不说话，那么疲惫，下一秒就要飘起来。
有一天，一个远房姨奶奶来找我奶奶。姨奶奶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透明塑料袋，几块油香软软地挤在里面。油香是回族（也许还有其他民族）的传统食物。姨奶奶和我奶奶并肩坐在沙发上，我听见她们说起话来。
“她家给你送了几份油香？”
“一份哎。”
“我家也是一份……你看，老巴子和我一起过，是上了两个份子的。”
“那就应该给你们家送两份嘛。”
“算了算了，我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那还七份呢。”
“嗐，不讲其他，她家油香炸得还是蛮好吃的。”
“面粉少。”
“她媳妇糯米舍得放。”
“面粉，糯米，三比七吧。”
“对对。”
“哎，她家头七啊给你送油香的？”
“送的，五块嘛……我记得。”
“上次大奶奶走的时候好像送得多点。”
“那是……九块吧。”
“论单嘛。”
“嗯大奶奶一向做事讲究。”
“不过油香么得她家做得好。”
“嗯啊，她家媳妇还是不错的，不像那个烂无穷用的儿子……记得她在的时候，她儿子对
她……”
“别这么讲，我们走的时候能像她那样就不错了。”
“那天雨下得哗哗的啊。”
“嗯。”
“……这么快就一周年了。”
“是啊，这么快她就走了一年了。”
我奶奶走了三年，她走得那天雨也下得哗哗的。我半蹲在灵车（一辆旧卡车）的车斗上，风一次次掀起盖在灵柩上的防雨布——那是我爸临时从家里拿来的透明塑料薄膜，我又一次次按紧它。我把塑料雨衣的边角掖在两腿间，免得它也跟着飞起来。蹲得麻了，我换一边脚支撑，忽然意识到两只鞋都湿透了。
“时候不早了。”“年纪大了，先回去睡一觉啊。”“明早几点？我一定准时来。”守夜没过半程，只剩下我爸、我妈和我，还有几个小辈亲戚。我爸走出屋门，走到清真女学青砖垒成的门头下面，抬头看了半天，橘色的路灯给他勾了个灰影：“该不会下雨吧，这云。”铁一样的天幕上正在汇聚乳白色的云。我打开手机，天气预报显示早上八点以后有雨。“愁死我了，就怕出殡的时候下。”“愁也没用，要下总会下的嘛。”
我奶奶应该是不喜欢下雨的，毕竟她经常在家门口三十米范围内走来走去，出门前还要脱下护袖和围裙，换上她的半裙和凉鞋。出门的衣服跟在家的衣服怎么能一样，她总这样说。我奶奶也不喜欢我下雨天出门，你看你，给雨打得猫焦狗臭的，她也总这样说。可是小时候的下雨天，都是她穿着黑色的巨人一样的胶鞋出门给我送伞。我穿着红色有一圈儿白边的胶鞋，接过红色的雨伞。
去世前几年，我奶奶明显出门变少了。她坐在卧室里对着电视，坐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坐睡着了再醒过来。我记得她从前很喜欢看电视，把《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叫作大眼睛，告诉我《情深深雨蒙蒙》里也有大眼睛，可是“我不喜欢，么得《还珠格格》好笑。”她坐在沙发上看着，好像不再那么喜欢看电视，却还在看着，也不再出门了。
“你得多出门，多动，才有精神。”我爸在饭桌上一遍遍唠叨。“我动了……”我奶奶有点委屈。八十一岁的时候，我爸带我奶奶去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说，一般可以维持十年，十年以后要换电池，但那个时候老人家年纪大了……没事，我们装，我爸说。于是身体里跳动着起搏器的奶奶回了家。她已经不会像六十一岁时那样，天天去屋后头的自留地里看看种的菜，瞧见一根杂草都要薅掉。也已经不会像七十三岁时那样，没事散步到城外河边，“那边干净，不吵。”她说。她的身体里有一块饼干大小的起搏器。她还是我奶奶。
他们都以为我奶奶是无病无灾在梦中睡走的，我知道不是。守完灵的早上，阿訇来开经，我坐在下面听得心不在焉，阿拉伯语绕着天灵盖跑。因为在这之前阿訇对我们说，要找几位女性陪师娘一起给奶奶洗净，女儿们当然是要去的，我爸说，你和你堂姐也去。开完经，师娘让我们戴上一次性口罩和塑胶手套，领着我们进了洗净的屋子。奶奶的遗体已经被男性亲戚们抬进屋放在了浴床上。她走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痛苦，在冰棺里待了一夜之后也一点变化都没有，身上还穿着她夏天最喜欢的衣裳：蓝底白花小褂，藏青色中裤。
两位师娘用剪刀把她的衣裳都剪开，打开花洒给她冲洗。“来搭把手，把老人的脚抬一抬。”三位姑姑一位姐姐一起往后退了一步。“哎呀，这……”“我有点害怕。”“不忍看不忍看。”“别愣着呀，谁来搭把手。”我靠近我奶奶，扶着她的脚抬了起来，我不敢用力，却没想到她的身体是那么轻。“再抬高一点哦，我们洗洗干净。”师娘叮嘱。奶奶的身体好轻啊，我稍微用力抬一点，泪水就从身体里往外漫，和鼻涕一起打湿了口罩。“小心，眼泪别掉在老人身上。不作兴哭哦，你看老人走得不是顺顺利利的嘛。再来帮忙托一下。不要哭了哦。”师娘温柔地说。
我分开我奶奶的脚，打开我奶奶的手臂，帮我奶奶翻过身去。但我忍不住不哭。
“哎！看这块。”师娘忽然停了下来。在她抚摸的位置，在我奶奶背后靠近心脏的地方，蜡黄色的皮肤上有一片青紫色。“这是心脏发病的啊……”“啊？”“是的了，我们看太多了，心脏发病走的时候就会有紫……老人是有心脏病吗？”我愣了愣：“对，她装的起搏器。”师娘们对视了一眼：“那怕也是夜里突然的。还好，就几分钟的事，老人还是走得不痛苦的。
真的不痛苦吗？我想起夜里听见的声音，怀着极大的不可说的声音在求助。那阵子她白天常常叹气，晚上一边擦身子一边说好疼。疼啊，手也疼，是不是年轻时从我爸骑的自行车上摔下来骨折了没治好？疼啊，脚也疼，是不是年轻时下放到乡下踩在雪里寒凉入骨了？疼啊，心脏跳得难受，怎么想起那年日本人飞机进了城，躲在防空洞里听警报的怦怦心跳？那跑掉了的一只鞋到哪儿去了？我爸带她去医院，可是看不出任何问题，又或者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某个元素缺了一点，心脏跳得慢了一点，骨头也坏了一点。“老人家多大了？”“九十二。”“吃点药吧。”医生说。对于衰老这件最漫长的疾病没有任何办法。
我奶奶把吃的药按照早中晚排排好，药盒和药瓶挨在一起，白花花的。药吃得越多，饭吃得就越少。可我奶奶还是喊疼，脚也浮肿起来，不能散步了，甚至要被推着轮椅去医院，躺在病床上挂几天水再回家。她开始不能站着洗澡洗很久，这让她非常懊丧。我妈便在花洒下面放了个高高的塑料凳，可以坐着慢慢冲。她又高兴起来。
洗净结束，师娘让我们帮忙给我奶奶裹上白布。我记得这白布，我爷爷走的时候，也是躺在这白布里。二十五年过去了，我记得男人们圆圆的白帽子盖在头上，女人们就顶一方白帕子。所有的灯光都是蜡黄的，所有的白色窗帘都拉上了，双手张开，眼睛低垂，所有的掌心空空荡荡。阿訇的声音像是来自异世界，总是先起一个高调，拖长了声，鼻腔脑门全在嗡嗡共鸣，阿拉伯语疾疾在舌尖打转。空气又黄又皱，芭兰香点燃后的香气在屋子里散不去。
我跨出洗净的门，妈妈挤在涌进来的吊唁人群中正焦急地往里看。我本该像屏幕里那样扑过去，但我只是一边往前移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哭，气喘吁吁地想和她说话，说，说不动。她只说：“没事，没事，别哭。”
我妈妈好像总是那么冷静。那天天刚亮，我还赖在床上等着门外做早饭的声音，我妈忽然打开门说：“起来，你奶奶走了。”真奇怪，我们在面对死亡的第一刻是哭不出来的。我爬起来站在餐桌边，远远看见我奶奶的屋门敞开着，从我这里只能看到她穿着睡裤的腿，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你快来，给老太太整理一下。”我爸在房间里喊我妈，然后他走到客厅给阿訇和姊妹们打电话。我坐在餐桌边，见到家里来了一群又一群很久没见的人，他们扑到床边嚎啕大哭，他们抽着烟讨论家里太小冰棺不好放，他们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只有我奶奶躺在那儿。然后他们抬着我奶奶出门了，我爸爸也出门了，妈妈来到我跟前对我说：“我们去趟清真女学，你一个人在家可以吗？”“嗯。”我想知道清真女学是什么，我没问。
家里忽然安静下来，这个早上我第一次走进我奶奶的房间，看看空空的床，又走出来看看空空的客厅。像被指引一样，我抬头看了一眼钟，时针和分针停在了三点三十五——好像是昨夜我摸黑穿过客厅上厕所之后。我奶奶走了，时间也停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每天早上我爸都是第一个起床的。他安排调度着一切：先叫醒我妈，在我妈洗漱时叫醒我，在我吃早饭时叫醒我奶奶。在我赖床的时候，他会啪啪使劲拍我的门，可他对我奶奶却不这样。他总是先站在客厅大喊：“老太太起床喽！”然后敲敲门。我奶奶就在房间里嘟囔着：“起来啦起来啦。”他这才推开房门，给每个房间扫地拖地。
“我很害怕，”守夜时我爸说，“害怕早上起来喊她的时候没人应，敲门的时候没人应。我害怕直接推门，听见她说话就放心了。”他顿了顿，“昨天早上喊了没声音，我就有不好的预感。”
人的一生好像都会有不好的预感突然降临的时刻。在我奶奶去世前一年、前两年，死亡就像飘在我们头顶的云，我们都知道它在上面，却没人敢抬头看看雨什么时候落下来。冷风含着未至的雨点一阵阵吹拂过我们，“小风尖溜溜的”，我妈说，这是你奶奶发明的话。
在我奶奶去世前一晚，我刚拿到提前发下的中秋过节费。我爸说，都给你奶奶，她喜欢钱，让她高兴高兴。我奶奶半倚在沙发的靠垫上，说吃完饭又不舒服起来。我把几张崭新的百元对折好，交给她。她接过钱只是放在桌上，摆摆手说，我孙女儿真好。这真不像我奶奶。五六岁时，我爸让我去跑腿买份报纸，我跑到奶奶面前求助，她拍拍衣服出了门，回来后，一只手递来报纸，另一只手伸出来说：“五毛钱。”以后很多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半带玩笑地说起这件事，她则笑着说，奶奶确实没钱啊。
我奶奶没有退休费，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长久的职业。她在县里糕点厂站柜台，当小摊贩卖凉粉和红薯，在清真饭店做服务员，挑着担子去乡下卖麻油。作为地主的女儿，她怨恨我爷爷：“我在家当小姐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做。男人没用，只有女的上了。”在这篇文章里，我爷爷不是主角，在过去，我爷爷也不是主角式的大男人。我爸说，他做总账会计，那时候是把账目绑在铁丝上嗖地滑给顾客。我爸说，他有文化但不是知识分子，顶多算个中农，可后来中农也不行。我从依稀的记忆里挖掘我爷爷的痕迹，可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而我又太小，只留下了一个慈祥老人和他的孙女儿的印象，一起喝酒、念唐诗、剥花生米，好像我们生来就是这样。而他急转直下的人生，他和他的妻子之间的争吵抱怨，好像都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奶奶九十岁时忽然找到了年轻时候的照片，黑白的一小张。我们帮她拿去复原放大，放进相框，摆在床前。那个脸盘圆圆大大的姑娘穿着旗袍立在那儿，眼神有点冷峻地对着前方。也许那天夜里，她回到了那个时候，她喊着“妈哎……妈哎……”痛苦地奔走，妈妈在黑暗里拉住了她。
这是我奶奶去世的第三年。我知道祭日的时候亲戚们又会聚在一起，请阿訇开经，炸油香，炖老鹅汤，聊那一天的事。真奇怪，我奶奶下葬时的情景我已经不大记得了，脑子里反倒满是我爷爷走时的大雨，人们跳进黄土里接过裹着白布的亡人往墓穴里送，所有人的脸上都在滴水。我奶奶在现场吗？她是不是又该嫌弃地说，瞧你给雨打得猫焦狗臭的。
我知道她没有说。她静静地躺在冰棺里，绿色的冰棺外面一头写着无常，一头写着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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